西康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

lisd138 · 发表于 2019-3-31 09:57:13

西康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
吴会蓉王庆
[提要]西康方志的编纂源头，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历经唐宋元明，至清代趋向兴盛，民国时期出现转型并持续发展。西康地方志的编纂，既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稀的康藏文献资料，也为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志编纂提供了一定启示。
[关键词]西康方志；《华阳国志》；地方志
西康是民国时期新建的一个省区。然而，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它的历史应当追溯到1906年。是年，清政府开始在此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此后历经了民国北洋政府设置的“川边特别行政区”与“西康特别行政区”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康建省委员会与西康省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西康省建制时期，其历史前后长达50年之久。1939年元旦，西康省在康定正式建立，由刘文辉担任省政府主席。从其行政管辖区划来看，西康省主要由原“川边”地区的“康属”以及后来从四川地区划入的“宁属”(西昌地区)和“雅属”(雅安地区)所构成，包括46个县和3个设治局，实际管辖区域为33县与3个设治局。[1](P.2-5)
目前已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西康的地方志，但皆系以某一部具体的地方志为个案，探讨其编纂问题、地位、价值及资料来源。①尚无学者对西康地方志编纂的历史沿革进行研究，因此，极有必要梳理西康地方志编纂的历史脉络，以把握其阶段性特征。
西康地方志的编纂起源于东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历唐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清代走向兴盛，民国出现转型并继续发展。西康方志的起源与发展，为西康史上第一部官修大型通省地方志稿的编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清代以前西康方志的源起
西康方志的纂修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常璩所著之《华阳国志》。是志撰于东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48-354年)，计有12卷，附1卷，所记范围为晋代梁、益、宁三州所辖33郡180县，相当于今四川全省、重庆市、陕西汉中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因地处华山之南，故名之为《华阳国志》。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志”命名的史地文献，也是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记录四川及其周边地域形势较早的一部典籍。该书内容详审赅博，包括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对后代的西康部分地域亦有涉及。但《华阳国志》的内容、体例与体裁，与现代我们所谈的方志完全不同，所记范围，并非一省一府一州一县，而是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区，后来的西康也属于蜀的范围。是志卷三“蜀志”中记载，“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以蜀南部邛都为越巂郡，北部冉駹为汶山郡，西部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公无前97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2](P.27-28)此处的越巂郡即属于后来西康之宁属越嶲县，沈黎郡系指后代西康雅属之汉源县一带。此外，据刘纬毅的《中国地方志》所辑，这一时期涉及西康区域的志书还有任豫的《益州记》和袁休铭的《巴蜀志》。
降及唐代，亦有少部分西康境域内的方志。唐代有《嶲州图》一卷，韦皋纂，唐嶲州，元建昌路，清宁远府，府治西昌县，[3](P.693-694)《黎州图经》唐代篡，黎州，治所在今汉源县，《黎州汉源县图经》《黎州通望县图经》[4](P.411-415)《雅州图经》和《雅州旧经》。
宋代修志甚为普遍，大至全国，小至乡镇，各级政区皆有志书。张国淦所著之《中国古代方志考》著录的宋代方志有700余种，刘纬毅著录有1016种方志。但涉及后代西康范围的方志并不多，仅有杨慎所篡的《雅州府志》、张水篡之《荥经县志》[5](P.412)、《益州路图经》、②(雅州)《郡志》、(雅州)《图经》[6](P.156-157)、《雅安志》(李嗣文纂)、(黎州)《郡志》、《黎州图经》与《沈黎志》(王寅孙纂)、(邛州)《图经》[3](P.693-694)。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甚重修志之事，明永乐十六年(1418)，“朝廷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7](P.98)。而西康境内的方志主要有明代洪武年间篡修的《盐井卫志》(今盐源县)、高文林编纂之《天全六番招讨司志》[8](P.138)、《雅安县志》[9](P.726)。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地方志或仅有名称保存于它书之中，或只见他书中保存有其跋和序，而不见有完整的志书流传下来。此外，明代成化与万历年间编纂的《四川总志》中均涉及雅州、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和黎州安抚司的相关内容。而这些皆属于后代西康雅属之区域。
二、清代西康方志的兴盛
清代，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学者们的大力推动，方志的编纂形成了全盛的繁荣局面。清朝的地方建制主要分为省、府(州、厅)、县三级，并在军事重地设卫、所、镇，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旗、厅、司。与其地方行政建制相对应，清朝的地方志就涉及通志(即省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直隶厅志、厅志、道志、关志、卫志、所志、旗志、司志、镇志、屯志、乡土志等类别。
就西康(川边)而言，清雍正年间便在其境内设雅州府、宁远府、打箭炉厅、越嶲厅、会理州、天全州以及众多的县。因此，这一时期也是西康方志编纂走向兴盛的时期。考察整个清代，西康境内的方志流传下来的有30多部。这些地方志从类型来看比较齐全，既有府志，也有州志、厅志、县志、屯志以及乡土志。从编篡主体而言，既有官修，也有私篡(如《邛嶲野录》)，而以官修为主。有清一代，西康境域内的方志主要有乾隆《雅州府志》、嘉庆《宁远府志》、道光《宁远府志》《宁属地舆志略》《邛嶲野录》等5部府志，乾隆《打箭炉志略》、乾隆《天全闻见记》、咸丰《天全州志》、乾隆《会理州志》(前后两部)、同治《会理州志》、光绪《会理州志续志》、光绪《打箭炉厅志》、光绪《定瞻厅志略》、光绪《越嶲厅志》等10部州志与厅志。此外，清代篡修并流传下来的西康境内的县志众多，也有为数不多的屯志、乡土志与尚未成志的采访清册。概括而言，主要有清康熙《芦山县志》、乾隆《荥经县志》、乾隆《西昌县志》、乾隆《冕宁县清册》、清嘉庆《雅安县志》、嘉庆《清溪县志》、嘉庆《里塘志略》、道光《巴塘志略》、道光《西昌县志》、咸丰《冕宁县志》、光绪《西昌县志》、光绪《名山县志》、光绪《雅安县志稿》、宣统《昭觉县志稿》、光绪《盐源县志》、同治《章谷屯志略》、光绪《四川新设炉霍屯志略》、光绪《会理州乡土志》、《雅安县乡土志》、《荥经县乡土志》与宣统《巴塘盐井乡土志》等志书。
可见，清代西康方志编纂的兴盛与繁荣为民国西康方志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民国时期西康方志的继续发展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战争持续不断。即使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西康地方志的编纂依然处于持续发展之中。民国时期，西康地方志的编修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川边特别行政区时期(1911-1928年)与西康建省时期(1928-1950年)。
(一)川边特别行政区时期(1911-1928年)的修志概貌
1911年以武昌起义为首的辛亥革命爆发，延续268年之久的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旧未能改变，取代清王朝的是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一时期，军阀割据，混战不断，时局动荡不安。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时任代理川边边务大臣的傅华丰调集戍康军队，回川镇压四川的保路风潮，致使川边边防空虚，西藏达赖喇嘛听从英国唆使，派藏军东侵，占领了昌都各县。后经尹昌衡西征，虽得以恢复，但川边主政者更替频繁，尹昌衡被袁世凯调入北京，后有张毅、刘锐恒、殷承瓛、刘成勋等相继治理川边，可谓政局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川边特区方志编纂事业的良性发展。这一时期，川边地区的方志为数不多，仅有《西康建省记》《西康疆域溯古录》《道孚县风俗纪略》《雅安县志》《荥经县志》《盐边厅乡土志》等少数几部方志。
其中，私人编纂的方志主要是《西康建省记》《西康疆域溯古录》和《道孚县风俗纪略》。《西康建省记》[10]系傅嵩炑撰于1912年。是志未分卷数篇章，有傅氏之序和凡例，以后依次列有“西康疆域记”、“创设边务大臣记”等七十五目，计有八万字左右。记事始于1905年驻藏大臣凤全途经巴塘被藏民所杀，下至宣统三年(1911)傅嵩炑奏请建立西康省。除了记述西康疆域地理与清末康区各地改土归流的经过外，还广涉清代川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藏区宗教、民情风俗。它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其记述翔实可靠，史料价值极高。此志有民国元年(1912)的铅印本和民国二十年(1931)四川古蔺人陈肇端的重排印本。后来，是志又被收入张羽新所编的《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四十四册之中。多杰才旦主编的《中国藏学史料丛刊》也将其收入第一辑中，缪文远主编的《西南史地文献》(19卷)中也收录有此志。《西康疆域溯古录》[11]系胡吉庐于1925年所撰，记事上起1912年，下至1925年，记述了西康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边疆形势、社会习俗，为研究西康的历史地理、改土归流、政治军事、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是志有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1928年版、1934年版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影印版。《道孚县风俗纪略》系由朱增鋆于民国初年编纂的一部罕见的专志，记载了道孚的自然地理与风土民情。[12](P.155-163)
除私篡的两部地方志外，这一时期雅安与荥经县设立了修志局，筹划修志。1922年，雅安县知事胡耕梅在雅安县公署设立修志局，任余良选为总篡，组建了19人的修志班子，以光绪《雅安县志稿》为基础，经过一年便修成《雅安县志》，翌年补校，于1928年印行。全志分为6卷，计12万余字，设有地理、建置、田赋、祠祀、官师、选举、人物、风俗、变乱、灾祥、艺文、杂记等12个门类61子目。[9](P.726)1914年，贺泽任荥经县知事，提倡修志，举事不久就奉调它任，由继任者梁士锷踵事篡修，增筹经费，延请县人黄汝鉴协篡，历年余编纂成帙付梓。1928年，知事王琢(四川汉源人)延请张赵才增补1916以后的史料再行刊印。《荥经县志》③计有21卷，载有荥经县的疆域、建置、山水、官师、学校、赋役、祀典、新政、武功、人物、风俗、五行、艺文、物产等内容。此外，还有李又新、杨松年于1912年编纂的《盐边厅乡土志》。[13](P.274)
(二)西康建省时期(1928-1950年)方志编纂的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西康建省与建设的客观需要以及众多康藏学者的共同努力，使西康方志的编纂迎来了大发展的态势。大体而言，可将这一时期划分为西康筹备建省时期(1928-1938年)与中华民国西康省时期(1939-1950年)两个阶段来讨论。
第一，西康筹备建省时期(1928-1938年)
1928年至1938年为西康筹备建省时期。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南京政府发布命令敦促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各边区改为省制。西康在这年成立了政务委员会，由刘文辉主持西康政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修志事业也极其重视。1928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曾令各省搜集省志、县志呈送备考。1929年内政部发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县修志，并限期成书。西康政务委员会与各县当局对修志一事也颇重视，加上任乃强等一批康藏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使这一时期西康地方志的编纂得以持续发展，尤其是私人修志蔚然成风，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私修方志来看，这一时期编纂的西康方志主要有翁之藏的《西康之实况》、陈重为的《西康问题》、陈志明的《西康沿革考》、梅心如的《西康》、杨仲华的《西康纪要》、刘家驹的《康藏》、任乃强的《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1934)、《西康札记》(1932)、张蓬舟的《康定》与《西康》、王维栋的《康藏》等10部方志著作以及发表于刊物上的《西康康定县概况》《西康丹巴县概况》《西康道孚县概况》《泸定县概况》《雅江县概况》《西康炉霍县概况》《西康巴安县概况》《康定概况》《视察道炉甘德白瞻雅江七县报告书》等数篇方志文章④(详情见表1-1西康筹备建省时期西康方志统计表)。而官修县志则仅见成书于1930年的《名山县新志》及由边政设计委员会所编纂的《冕宁概况》《昭觉概况》《宁南县概况》《盐边概况》《越嶲县概况》等5县的不失方志规范之志稿油印本。
表1-1 西康筹备建省时期西康方志统计表[13](P.274-286)

第二，中华民国西康省时期(1939-1950年)
从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至1950年西康解放，是为西康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深入开展，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从而使西康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地位突显，开发与建设西康因此成为中央与西康地方当局的共同目的与任务，而这无疑又促进了西康方志编纂事业的大发展。这一阶段西康方志编纂呈现出两大亮点：一是西康省政府组织专门的修志机构编纂了首部西康省志——《西康通志》(手稿)；二是西康省境内县志编修高潮迭起。
早在1928至1929年，南京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军政部等相继电令各省成立通志馆编修省志，并送部审核备案。[14](P.84-86)西康时处西康省政务委员会时期，因尚未建省，故当时未能编纂省志，但其向上级的回复中指出，西康政务委员会正在为编纂西康通志做准备，一经编成，再行呈送。[15](P.11-12)西康省成立后，立即着手编修省志之事，先是令各县成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搜集各县资料，以为编纂省志做准备；[16](P.75)继而组织成立西康通志馆，由任乃强、韩文畦相继主持修志之事，延揽人才，具体负责修志事宜；并将修志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从而使省志编修有了物质保障。在西康省通志馆的组织与各位编纂者的努力之下，经过前后9年时间，致使西康史上首部官修大型通用地方志稿——《西康通志》(稿)得以问世。这部手稿的编纂自1940年开始，至1948年底停止，历时9年，共编成志稿17种，24册。主要有：《西康通志撰修纲要》(任乃强)、《交通志》(刘开晴)、《社团志》(郭沅卿)、《农牧志》(段天爵)、《物产志》(周太玄)、《议会志》(谭长蓁)、《选举志》(韩孟钧)、《职官志》(韩孟钧)、《武卫志》(杨怡庵)、《司法志》(李永成)、《财赋志》(由沈月书主修，西康省财政厅增补)、《水利志》(由丁贡南主修，西康省水利厅增补)、《工商志》(由周太玄主修，杨怡庵增补，增补稿未存于四川省档案馆)、《教育志》(谢君谷)、《医方志》(张怡荪)、《宗教志》(张怡荪)、《党务志》(李啸林主修，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增补)、《倮族语文志》(闻在宥)、《晷度表》(李晓舫)，西康省总图5幅，西康省各县分图52幅。以上各卷专志均系手稿本，1949年1月，由西康省通志馆编审室收齐后移交给西康省政府驻蓉办事处，建国后由四川省档案馆收藏保管，至今尚未公开出版。除了官修省志以外，李亦人也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编写了《西康综览》。
在县志编纂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这一时期编纂的广义上的西康县志达到了58部之多(参见表1-2西康省时期方志统计表)。这些县志，既有官方所修，也有私人所撰，而以私撰为主。官修县志主要有《芦山县志》《汉源县志》《西昌县志》及《民国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私撰西康县志则包括贺觉非的《理化县志稿》、吴文渊的《巴安县志资料》《义敦县乡土教材》、梁家湘的《西康省七县调查报告》以及刘赞廷所编纂之《康定县图志》《鈩霍县图志》《甘孜县图志》《瞻化县图志》《白玉县图志》《德格县图志》《石渠县图志》《邓柯县图志》《泸定县图志》《丹巴县图志》《九龙县图志》《雅江县图志》《道孚县图志》《理化县图志》《义敦县图志》《定乡县图志》《稻城县图志》《巴安县图志》《得荣县图志》《昌都县图志》《恩达县图志》《察雅县图志》《贡县图志》《武城县图志》《同普县图志》《宁静县图志》《盐井县图志》《科麦县图志》《察隅县图志》《硕督县图志》《嘉黎县图志》《太昭县图志》等32部志稿。[17]另外，部分学者在对西康各县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了数篇方志论文，公开发表于《康导月刊》上，主要有《康区概况》《雅安概况》《天全概况》《丹巴调查报告》《色耳巴概况》。
表1-2 西康省时期西康方志统计表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西康的方志编纂并未因为时局动荡的影响而中断，相对于其它省区而言有了较大的发展，表现在：一是方志数量突飞猛进，整个民国时期，西康编修的方志达到了64部之多。除此以外，还有14篇属于方志性质的文章及调查报告发表在《康导月刊》和《新西康》等刊物上面。二是方志种类繁多，区域分布广泛，在质量上取得了明显进步。这些方志论著既有私修的专志，也有官修的综合性方志；既有综合性的通省方志，也有县志和乡土志，而以县志居多，几乎涉及西康省各个县区，弥补了以往西康县志分布欠均衡的缺陷。尤其是《西康通志》(稿)的编纂与问世，填补了西康史上官修省志缺乏的空白，弥补了治康文献匮乏的不足。三是这一时期西康所修的方志还涉及部分西藏地区的地方志内容，如《西康通志·交通志》(卷五)中专门附有“西藏交通”，对拉萨至扎什伦布，西宁至拉萨，印度、尼泊尔首府至扎什伦布，大吉岭至拉萨，不丹之达旺至拉萨，克什米尔之诺和至拉萨，松潘经西宁至西藏之间的驿站、沿途概况进行了介绍，并附有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的“巡边记”以及《西藏记》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刘赞廷所篡修的“图志”，涉及到西藏地区的地方志就有16个县，即:《昌都县图志》《贡县图志》《武城县图志》《察隅县图志》《科麦县图志》《硕督县图志》《同普县图志》《察雅县图志》《宁静县图志》《盐井县图志》《波密县图志》《九族县图志》《冬九县图志》《恩达县图志》《定青县图志》《太昭县图志》以及《嘉黎县图志》。民国时期所修的西康方志，为学者们研究康藏历史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为当今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了一定借鉴，亦为后世修志提供了启示。
注释：
①参见赵心愚：《乾隆〈打箭炉志略〉著名及其资源来源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9期；王川《一个消失县份的珍贵乡土资料——民国时期〈义敦乡土教材〉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载《民国研究》，第15辑，2009年春季号；吴会蓉：《民国时期〈西康通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②北宋咸平四年(1001)始将今之四川分为四路，即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其中，益州路治益州(成都市)，领益州、眉州、蜀州、彭州、绵州、汉州、嘉州、邛州、简州、黎州、雅州、茂州、维州、陵州和永康军。而黎州与雅州系后来西康的范围。
③贺泽、张赵才《荥经县志》(卷首至卷二十)，四川省档案馆：《历史资料目录》11-121-1-10/1.1915.
④这几篇文章记载了各县的沿革、疆域、山川河流、道路、村落、人口、物产、台站、民俗，虽未以志命名，实质上属于地方志的范围，故将其归入西康筹备建省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的范畴。
⑤这20个县分别是西昌、冕宁、越西、会理、宁南、昭觉、盐边、盐源、康定、雅江、德格、瞻化、甘孜、炉霍、道孚、丹巴、九龙、泸定、理化、巴安。
参考文献：
[1]王川.西康近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3]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6]刘纬毅.中国方志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7]沈松平.方志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8]任乃强.民国川边游游踪之“天芦宝札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
[9]雅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0]傅嵩炑.西康建省记[M].(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2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1]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2]朱增鋆.道孚县风俗纪略[A]//赵心愚,秦和平,王川.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Z].成都：巴蜀书社,2006.
[13]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14]辽宁省档案馆.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Z].沈阳：辽省书社，1983.
[15]指令西康政委会呈请核转行政院《西康通志》编成再行赍呈一案文[J].边政，1931(7).
[16]佚名.一月来康事辑要[J].康导月刊，1939(2).
[17]任竞.重庆图书馆刘赞廷藏稿(第1-6册)[Z].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7—0207—05
基金项目：西华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康通志稿》的编纂及其价值”(ZW171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西康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之子课题《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与研究》”(17ZDA1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会蓉，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王庆，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方言与地方文化。四川成都 610039
收稿日期 2018-03-22
责任编辑杨春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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