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芦山风雨

无心插柳之人 · 发表于 2019-4-23 08:15:43

，光绪朝《实录》所见清廷土司管治述略
雷平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清中叶以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主体上已实行流官制，土司制度仅处于补充地位。鸦片战争以降，清廷权威下坠，社会控制力弱化，“土司”的管治因与边疆治理相关联，或涉对外交涉，或涉及边疆稳定，再次成为清廷亟需应对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光绪朝《实录》来看，当土司的“管治”牵涉外国时，清廷尤为慎重；对土司的滋事与反叛，清廷则是“剿”、“抚”兼施。清廷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同时，也努力从制度上对土司的“管治”进行规范。
关键词：晚清；土司；管治
自雍正朝奉行“改土归流”政策以来，土司制度渐次衰微，清中叶以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主体上已实行流官制，土司制度仅处于补充地位。降至光绪朝，因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廷权威下坠，社会控制力弱化，边疆地区呈现“多事之秋”。土司的“管治”[1]问题，或涉对外交涉，或涉及边疆稳定，再次成为清廷亟需应对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以光绪朝《实录》为中心，尝试对清廷关于土司的“管治”进行探究，以更好地认识清廷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一、涉外事件中清廷对土司的管治
鸦片战争以降，列强纷至，清朝面临着深层次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即是其中的焦点之一。当清廷对土司的管治牵涉外国时，尤为慎重。
光绪元年（1875）正月，英国驻华使馆译员马嘉理和上校军官柏郎率领的探险队擅自闯入云南，向当地群众开枪逞凶，激愤的群众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的中国人打死，并把探路队赶回缅甸，是谓“马嘉理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代表威妥玛就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
清廷对“马嘉理事件”极其重视。在清廷的认识中，“滇省野人”虽处铁壁关外，但是其地尚属中国，必须认真处理，又因“事关中外交涉，不可稍涉含混”[2]196，不能给英国人造成口实。上谕反复告诫大臣和有关机构要积极应对和处理：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英国翻译官在滇被害，请饬查办一折。英国翻译官等于本月间由缅甸至滇，行抵永昌府属盏达副宣抚司城西南五十里远之城镇，猝被官兵戕杀……英国注意云南等处，已非一日，现欲藉此开衅，以为要挟之计，亟应加意筹防。著岑毓英、著刘岳昭迅即回任，会同该抚持平办理，毋得稍涉含糊。一面遴派明干之员，带领得力弁兵往就近驻扎，借弹压土司为名，暗杜彼族不测之谋，或腾越一带本有兵勇屯戍，即由该督抚相机密筹，不可过事张皇，总期边衅可息，后患无虞，方为妥善。[3]129
上谕一面陈述要警惕英国借此机会生出事端，一面则要求地方督抚积极应对和准备，以防边衅。此后不久，又再次晓示此事件隐藏的危机：
探闻英国欲派并闻威妥玛出京时，俄使与之密商英兵进滇，俄兵亦由伊犁进，使中国首尾不能相顾等语……英国蓄志在云南通商，已非朝夕。此时适有马嘉理案，难保不堕其术中，所闻各节，虚实虽未可知，亟应先事绸缪，豫为防范。[4]154
在英国派出威妥玛出面处理之后，上谕对军机大臣的审查办法作出规定：
此案叠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威妥玛反覆辩论，该使坚以派员到滇，从旁观审为请。业经该王大臣等与之订定，由北洋大臣派官，一同赴滇。前已谕令该督等速将此案持平妥办，以弭争端。现在岑毓英已派总兵杨玉科等同地方文武亲到边境查勘，即著刘岳昭、岑毓英、杨玉科等，确切查明马嘉理等究系何项匪徒戕害。如果在滇省所属土司地方，即责成该镇道等严拏　匪徒，按律惩办。傥在缅甸地，缅甸国王秉公办理，务期水落石出，不可稍涉含混。仍一面派兵严密防范，先事绸缪，并檄饬该督等勿得轻开边衅。[5]164
上谕非常忌讳英国人以“野人杀害为词”派兵滋扰，责令岑毓英迅将此案确切查办，同时又派出李翰章专程赴云南督办。经过仔细调查，李翰章向清廷报告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现经李瀚章等明查暗访，调核全案卷宗，派委干员，秉公严讯。据奏由滇至缅，中隔野人土司地界，该处向多匪徒勾抢，其时腾越绅民，闻洋人带有洋兵多名将入关内，是以集团自卫。马嘉理由滇赴缅，执有护照，沿途地方妥为护送无误。嗣由缅回滇，未经知会地方官派人迎护，以致不法匪徒伺隙乘机劫杀。腾越厅同知吴启亮，于绅民聚团时，未能开导弹压，先事豫防。迨失事后，经岑毓英严檄勒拏　，乃数月之久，始行获犯，实属办理不善。[6]332
次年七月，清廷将所谓“凶犯”正法，又派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事情终得解决。
光绪六年（1880），四川藏番因为“摄政义等欲由川境赴藏游历，聚兵拦阻”，番官颇琫香噶等“勒令巴塘文武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出具永不进藏切结，否则直至巴塘驱逐洋人，焚毁教堂，并遍劄川滇交界僧俗，不许迎护接送，一味强横，不服理谕”[7]646。清廷派出丁宝桢前往弹压。
光绪七年（1881），丁宝桢奏称“巴塘教堂司铎梅玉林，前往盐井，并未知会地方官照料，行抵核桃园，被三岩野番杀毙，劫去骡马箱只茶包。”上谕斥责“野番肆行劫杀，实属凶顽”，故“派官兵，会同粮员土司等，赶紧缉捕。”同时反复告诫办理此案的丁宝桢“不准稍涉迟延，致洋人有所藉口，别生枝节”[8]954。
光绪十一年（1885），英、缅起争端。岑毓英奏：
此次英缅构兵，实由缅不量力，自取挫败，惟究系中国朝贡之邦，未便置之不问，叠谕曾纪泽与英外部办理。现据曾纪泽电信，有英允另立缅王，管教不管政，照旧进献中国等语，是英虽逞志于缅，而于中华尚思修好，或可乘机利导以弭兵，端惟滇境边防不容稍懈。[9]1108
上谕批示曰：
该督所拟抚谕野人，授以土都司守备千把总之职，果能部勒其众，就我范围，腾缅之间又添一层门户，自系因地制宜之策。前据张凯嵩奏，亦有招抚野人之议，杜秉阳刘开信二人既为野人所深信，著岑毓英、张凯嵩督饬妥为筹办，应如何遴选头人，设立土司即著该督抚详慎规画，奏明办理。
光绪十二年（1886），上谕又进一步指出：
各土司边境，毗连缅界，自应密筹布置，以备不虞。惟英与中华，并无衅隙，所称密饬镇厅，助野夷军火，非但于事无益，且恐别启衅端。张凯嵩办理边防，惟当严饬各路防军，认真巡守，慎勿轻率从事，致滋后患。[10]71
此时的清廷慑于英国的实力，尽量追求自保，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当缅甸土司“恳请发兵救援”时，岑毓英奏称“断不能仅据该土司禀词，轻开边衅”。上谕一方面著岑毓英“详慎体察”，一面则指示“至该土司等若再来请示，即谕以现在中国与英人尚未定议，毋庸渎诉也”。
光绪十二年（1886），稔祚土司请求发兵救援，岑毓英请示朝廷处置办法。上谕在分析英国“蓄谋既发，其势不能中止”后，又针对木邦土司呈请内附作出判断：
前稔祚请发兵，今木邦请内附，所谓铤而走险，叛服无常。该督所陈乾隆年间木邦内附，旋复沦入于缅，可为左验。现已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订立新约，断无为一二土司，另生枝节之理。而目前英尚未能定缅滇缅之界，商务议办亦尚需时。嗣后缅人再有吁请如上事项，该督等惟有懔遵前旨，谕以中英和好有年，不肯轻开边衅，现因缅事，商酌善后事宜，尚未定议，该土司等勿得渎陈，抚以善言，羁糜弗绝。总之，驭远之道，因时变通，不拘一格，固不宜显示拒绝，亦不可轻议招怀。[11]99
大体而言，清廷在土司问题关涉到对外关系时十分慎重，其基本原则是避免冲突，尽量不给列强造成口实。这与当时清廷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失败的窘境息息相关。但是，清廷在涉及边界问题时，也有一定的警惕性，兹举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英法意比国大臣薛福成奏缅甸分界通商事宜，亟积极筹备，不使英国独占先机，有云：
遵查光绪十二年六月，臣署奏准与英署使欧格讷议约五条，内第三条称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等语。
上谕回应：
现据薛福成奏，英廷屡派干员驰往滇缅交界察看形势，自为将来勘界地步。彼未催问，我亦未便发端，缘滇省边外疆域形势为中国舆图所不载，若不先行查勘明确，将来议界时，必至无所依据。应请饬下云贵督臣王文韶密派干员，往沿边一带，详细访查，何者为土司之境，何者为瓯脱之区，何者为野人之地，以及山川道里、风土地名逐一绘图贴说，开具节略，咨送臣署，以凭考核，届时再当相机办理。薛福成所请先与辩论之处，暂可从缓，依议行。[12]925
从中可以看出，薛福成对勘界问题十分敏感和关切，而上谕“依议行”则是对他的提议予以认可。
二、清廷对土司滋事与反叛的管治
土司制度具有维护国家秩序、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割据性、掠夺性的流弊[13]。至光绪朝，由于内忧和外患的叠加，清廷权力结构发生变局，中央权威下移，地方势力崛起[14]。在这一背景下，部分边疆地区的土司展开利益争夺，甚至开始反叛。清廷的应对原则是“剿”、“抚”兼施。
光绪元年（1875），四川“里塘僧俗藉端聚众”，经查，原因在于：
番官膨饶巴恃其地远兵强，侵渔土户，以致里塘僧俗不服。素不安分之喇仁青热舟等藉端煽惑，聚众万余人，扎营于藏里一带。里塘寺内，亦集有僧俗二千余人。[15]233
魁府马玉堂等前往查办，“竟敢有心藐抗”，对此，上谕要求：
严定章程，除土司非分之苛求，杜番官越务令僧俗人等，各安本业。毋任滋生事端。
从光绪二年（1876）开始，地方土司的滋事与反叛屡屡见于上谕，如：二年，“穆坪土司夷地匪徒滋事”[16]611；三年，“练目许双贵勾结野夷，在陇川土司所属崩竜山一带，筑垒盘踞，肆行侵掠”[17]743；四年，“云南临安府属纳楼土族普保极等纠聚回民，前赴江外土司各处，肆行焚掠”[18]214；六年，“洮岷土司所属番匪，聚众滋事”[19]651；七年，“云南盏达土司所属蛮夷，聚众滋事”[20]193；十六年，王文韶等奏“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州土司章天锡两世私袭，横行罔忌，扰害地方，种种不法”[21]810；三十年，“云南永昌府属之孟定土司与顺甯府属之耿马土司，索债起衅，互为焚掠”[22]177。这些滋事或反叛频繁发生，清廷无不需要“派兵弹压”，为此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
在光绪朝的土司反叛中，四川的瞻对滋事最为严重，且时间持续久远，成为困扰清廷的一大痼疾。
瞻对为四川省西部的藏族聚居地，民风勇悍，常以抢劫骚扰地方，明朝时即授印归附中央朝廷。雍正六年（1728），清廷设置上瞻对茹长官司、下瞻对安抚司，乾隆十年（1745）置中瞻对[23]。
光绪七年（1882），“中瞻对番官索康色胆敢称兵犯境，围攻台寨，焚杀百姓”，恒训、丁宝桢等在处理完竣之后，奏请“勘明内地与瞻对地方界址，分立界碑”，起因在于：“瞻对地方，接连内地，必须划清界限，以遏乱萌”，故此，上谕有云：
著色楞额、维庆、严行商上将番官索康色撤回后，饬令接戍番官，约期会同该处地方官暨各土司等前往勘明，内地与瞻对地面，划清界址，分立界碑。以后土司所辖部落，番官不得越境逼勒滋扰；瞻对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蒙混侵占。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即惟所辖之番官、土司是问，以息纷争。[24]812
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光绪十五年（1889），上谕又提到瞻对番民变乱：“据称瞻对吴鲁玛地方番民，因番官苛敛，勾结野番，谋叛西藏，并焚掠官寨，杀毙藏番”，清廷这次的应对是：
现经升泰札饬第穆呼图克图派员招抚，并　请将办理不善之戴　琫革职查办等语。瞻对密迩川疆，该番构衅滋事，亟应迅速筹办。升泰现驻仁进冈，距该处较远，恐难兼顾。长庚已将抵藏，即著该大臣严饬商上，遴派妥员前往，解散胁从，设法抚辑，并著刘秉璋酌派防营驻扎打箭炉，相机镇抚，以壮声威。一面严防沿边各土司，杜其勾结，总期妥速竣事，毋任日久蔓延。
清廷一面从军事上加以防备，一面则注重招抚，要求负有责任的官员妥善办理，“著刘秉璋会商长庚等详察边界番情”[25]726。随后，长庚奏《酌议瞻对善后事宜折》，上谕曰：
瞻对番族，从前屡抚屡叛，总由藏官办理不善之故。此次该番滋事一案，业经查办完竣，亟应妥筹善后，以期永远相安。长庚所陈严禁：番官不准受理土司事务，土司亦毋得赴瞻具控番官；土司不准擅自动兵；驻瞻番官由驻藏大臣拣选奏补，随员定以额数，分防地方；分设瞻对番官，归打箭炉、里塘文武兼辖；并将应禁苛政奏明；酌拟八条，请饬妥议各节。著岐元、刘秉璋、升泰、酌量情形，悉心妥筹，奏明办理。[26]826
清廷此处拟采用“番官”与“土司”分治的策略来求得瞻对问题的永久解决。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效果仍然不理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谕再次提及瞻对变乱：
（奎焕奏称）瞻对番官对堆夺吉等以追逐瓦述三村百姓为由，起意吞并明正土司，胆敢率兵二千余人，长驱深入，互相杀伤，商上多方袒护，若不严行惩办，窃恐酿成巨案等语。瞻对番民凶悍，屡次滋事，此次又率兵越界，意图吞并明正土司地方，实属横恶异常，肆无忌惮，番官后藏戴　琫对堆夺吉、僧官小堪布夷喜吐布丹均著即行革职，即著奎焕译饬商上，另派贤员接管。事关土司构衅，该大臣务当妥为开导，持平办理且勿操之过蹙，激成事变。将此谕令知之。[27]984
瞻对事务处理之所以难，除了涉及土司之外，还因为关涉到西藏的治理，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上谕专门论述说：
三瞻虽已全克，或收回内属，或赏还达赖，均于大局颇形窒碍，实属势处两难，即使酌赏银两，能否令其心服，亦无把握。向来藏内军饷归番商汇兑接济，兵米亦资商上。傥达赖因此觖望，诸事掣肘，将来印藏勘界一事，更难著手，是收回一说，谈何容易。然使竟行赏还达赖，又恐藏番生心，威胁邻境各土司以致出关路阻，将来驼只无人供应，何以入藏，是径行赏还，亦有不可。此事鹿传霖力主改设汉官，惟以上窒碍情形，不可不熟思审处。止次电奏保川保藏之说，把握安在，应如何通盘筹画，外不使达赖萌反侧之心，内不使瞻民罹水火之厄。[28]182
在瞻问题的处理上，清廷显得左右为难。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谕再次讨论瞻对的治理问题，即“将三瞻地方，收回内辖，改设官屯，俾资控驭”[29]。
土司问题不仅仅牵涉民族问题，也关系到区域政治格局，且相互牵连，需要统筹谋划。对于已经陷入内外困境中的清廷而言，想要彻底解决好土司问题，实属困难，只能是“务须酌度情形，刚柔互用”[30]203。在处理松潘番乱时，上谕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剿抚兼施”的策略[31]114。
当涉及土司之间的争斗时，清廷通常还会采用的调停的办法。光绪六年，里塘土司喇嘛“调集土兵数千”攻击查录野番，“该野番亦聚兵抵御，业已接仗，相持未下”。这这一情势之下，清廷派“丁宝桢派员酌带弁兵星驰前往筹办。查录野番素称凶悍，降服后仍敢乘间肆行纠虏，里塘土司喇嘛等不堪其扰，擅自调兵攻击，。并不先禀请办理，亦属藐玩。著恒训、丁宝桢即饬派出员弁，妥为相机筹办，设法解散，一面选派番民敬信之呼图克图，分往切实开导，务令两造罢兵。听候查办。”[32]741
三、清廷对土司的政策性管治
清廷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同时，也努力从制度上对土司的管治进行规范，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其一，规范土司进贡程序，在灾害时减免或暂缓恭赋。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载：“凡上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按照这一规定，土司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向清廷进献贡物。但是，由于土司多位于边疆，赴京路途遥远，贡使沿途的食宿需要由所经过地方供给。由于贡使队伍往往非常庞大，对地方而言，也是一项巨大的开支。
光绪元年（1875），上谕在谈到喇嘛土司等差赴京、请由各省派员接替护送时规定：
喇嘛土司等骡夫，亦有定数，岂容格外需索，致滋扰累。嗣后此项差役到川，即著四川总督，将贡物各色按驻藏大臣原称斤数查验，应用骡夫若干，咨明沿途照例供支，不准额外支给，并著该督派员送至陕西首站，即由陕派员接替护送入京，其差竣回藏时，著沿途各该省督抚，查照办理。[33]144
在遭遇灾害的时候，地方政府本来就疲于应付，若再要负担贡使费用，则实在是勉为其难，故遇到这样的情形，清廷通常也会作出减免或者要求土司暂缓进贡。光绪三年（1877），上谕有云：
本年值廓尔喀及察木多堪布入贡之期，川省西南两路土司，亦须分班入觐，均系取道山陕前进。现在山西、陕西、两省荒旱，饥民群出觅食，若各处贡使分起北上，人数众多，经过地方，力难应付，并恐驿路未能畅行，中途或有疏失，转非所以示体恤。所有廓尔喀本年例贡，著松溎、桂丰仍照上届成案，将表文贡物存留，派员赍至四川省城，再由恒训、丁宝桢委员赍京呈进，应给敕书及恩赏各物，著理藩院发往四川，交恒训、丁宝桢、转交松溎、桂丰　祇领颁给。至察木多喇嘛、及川省各路土司贡物，已启程者，均准其留存代进。未经启程及因事请免入觐者，均著加恩暂免一次，俟下届道路无阻，再行照例办理。[34]
光绪二十六年（1900），山陕荒旱，上谕说：
现在山陕两省被灾情形甚重，驿站应付，实属为难。所有廓尔喀暨前后藏喇嘛并各土司，著准其暂缓朝贡，俟道路平靖，再行照例办理。如贡使业已启行，即令在成都将表文贡物交清回藏，由奎俊派员代进，将来敕书及恩赏等物颁发到川，并由该督派员赍藏，交裕钢等转发，以示体恤。[35]241
光绪十年，上谕更是因“穆坪土司无力完纳马匹粮草”，“酌免十年”[36]518。
其二，革除土司弊政，严禁土司扰民夺利。由于土司世官其地，世有其民，故容易滋生专横不法等弊端，清廷对此严加限制。光绪五年（1879），都察院代奏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敬陈管见片，其中有云：“土司通事朘剥苗民，屯田徒养奸民，采买苗田兵米，多方需索，亦多浪用，古八丹都等厅员，廉俸不敷，致多侵吞苛索。苗民夫役苦累”。对此，上谕要求“务将以上各弊革除净尽”，并提出“贵西道曾纪凤、贵东道易佩绅，皆在黔年久，自必洞悉苗情，即著刘长佑、岑毓英，督饬该二员实力筹办。”[37]428光绪七年（1881），上谕有云：
云贵总督刘长佑等奏，遵议革除苗疆积弊，除兵米地段夫役，另案议结外。一拟禁刑钱专擅，以除土司之弊；一拟改粮弁章程，以除屯军之弊；一拟增州县经费，以除吏治之弊；一拟设义塾、添学额，以除陋俗之弊。得旨。所奏革除苗疆积弊各条，尚属妥协，即著照所议办理，仍当随时察看情形，认真整顿，以期日久相安。[38]830
其三，规范改土归流，强调土司对地方的职责。如光绪十一年（1885），上谕军机大臣等兵部代递主事谢光绮条陈，其中有云：
至土田州岑氏前因分党仇杀。土民流离转徙，日不聊生，经刘长佑奏交部议改土归流。今据声称该州土民土目饮憾含悲等情，其改流未尽事宜……著该督抚体察情形，妥筹具奏。[39]109
光绪十三年（1887），陕甘总督谭钟麟奏拏办铁布番匪事竣，上谕饬令“该土司等将番地保甲事宜认真办理，务令日久相安，毋任再滋事端。”[40]274十七年，上谕“严饬德尔格特土司，不得串同番官”[41]945。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为了完成土司的册籍登记，特发上谕：
现修《会典》土司一门，必须各省册籍造齐送部，方可纂辑成编。乃屡经该部奏催，仅据贵州造送，此外甘肃广西均未咨报，湖广四川尚未送齐，至云南咨送营制总册，开有土司各员，亦未注明设立年月日期，殊不足以资考核。著甘肃、广西、湖广、四川、云南各督抚迅速造报，统限于文到三个月内一律送齐。如有原系土司续经改土归流者，并著将议改缘由、日期一并详细声叙，不得再行延宕。[42]231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谕大清论及“章谷朱窝两土司议定改流情形，及关外德尔格忒土司献地归诚”事：
章谷朱窝两土司，业经该督派员查明疆域，议定赋税，拟在各该土司分设屯官，即著饬令接管之知县王曜南等迅速驰往，将该土民赋讼等事，尽心抚辑。惟改设汉官事属创始，该督当悉心筹画，务臻周密。至德尔格忒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母子恣行不义，业经委员张继擒获押解炉厅收禁，该老土司及头目人等献地归诚现拟改流设官，即著照所请行。[43]293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改图归流的过程贯穿清朝始终”[44]254。在晚清时期，清廷也一直重视通过该设流官的方式加强对土司所在地的控制。但改土归流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即会滋生祸端。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上谕就曾斥责鹿传霖筹办德尔格忒土司改土归流一事不妥当：
谕军机大臣等，昨因川省边务土司各事宜。鹿传霖办理失当，业经降旨将其开缺来京。命恭寿兼署四川总督矣。德尔格忒土司改土归流一节，鹿传霖轻听委员张继一面之词，辄称该土司情愿献地，又将其父子解省监禁，前据恭寿将实在情形奏明，亦称其大有后患。是德尔格忒一事，应如何措置得宜，恭寿自确有见闻……谕恭寿、鹿传霖宣布朝廷德意，将该土司父子释放，改土归流著毋庸议……驾驭土司，虽贵结以恩信，权术亦在所不废。[45]346
其四，对涉及土司的矿务等经济事务进行规范。光绪二十二年（1896），给事中吴光奎奏请开办四川矿务，并请饬招商承办，上谕说：
为宜兹据奏称，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距省较近。土司驯良之区，即著派员详细履勘，认真举办。此外腹地各属，矿苗畅旺，所在多有。官办商办，以何者，著鹿传霖各就地方情形，分别办理。[46]28
同年，又有上谕：
据称川省产矿处所，约二千余里，皆属土司所辖，莫如以绅董商，设立总局，妥定章程，分设公司，自行集股开厂，官但稽查抽课。又川省土产素饶，百物齐备，亦宜以绅董商各立公司，制运销售等语。川省矿务前经谕令鹿传霖体察情形，官督商办，惟官商素不相习，不若以绅董商，可以通上下之情、联官商为一气。……俱属切实可行。著鹿传霖按照原奏各节，悉心妥筹，实力举办，以收成效而保利权。[47]59-60

丿LOVE宅QAQ · 发表于 2019-4-23 09:15:43

         前兼署傷臣乐斌①任内准都察院咨：据四川鱼通长官甲木参功布等遣抢告朗扎什，以  夺袭呑业被诬激变等词，赴该衙门呈诉一案，于咸丰六年八月初十日具奏，十一日，  由内阁抄出奉上谕：都察院奏，四川鱼通长官甲木参功布等以夺袭吞业被诬激变等  情，等因。钦此②。钦遵钞录原奏同呈知照，等因。遵期提省审办。因被告坚参生期  多吉患病不能赴审，该原告甲木参功布未能久候，亦即回鱼通。当将不能依限完结  情形由司详经咨展，嗣准行催，复经咨覆。迨后屡提不到，发交雅州府就近提审，仅  据该土司等派令头人赴府代质，提讯各执一词，无从定断。两土司讦讼多年，未便操  之过促，致令别生枝节。亦经咨明，并迭次严提去后。兹据雅州府知府黄云鸽讯供  议拟，由建昌道鄂崽审移布政使王德固、按察使英祥核详到臣。经臣覆加查核，缘甲  木参功布系已故鱼通长官司甲木参彭楚之子，甲木参彭楚系已故穆坪宣慰使甲勒参  讷木喀嫡长曹孙。坚参生朗多吉系甲木参功布同曾祖堂叔祖，甲勒参讷木喀之妻朱  窝氏生子甲凤翔，甲凤翔生子甲天恩，甲天恩生子甲木参彭楚，甲木參彭楚生子即系  甲木参功布。朱窝氏故后，甲勒参讷木喀继娶包氏观神姐，生子甲风池、甲凤翎、丹  紫辽楚。又娶妾壬氏，生子丹增汪结。乾隆五十五年，甲勒参讷木喀年班进京时，甲  凤翔、甲风池、甲凤翎先后病故，丹紫江楚巳当喇嘛，甲天恩年幼，随带丹增汪结，同  往朝规。曾蒙高宗纯皇帝赏给丹增汪结六品顶戴、蟒袍补服等件。甲勒参讷木喀症  川时，自揣年老辞退，以丹增迁结曾受天恩，又能办事，禀经前督臣鄂辉③题准，以丹  增汪结袭职。舸甲天恩成立，以伊孙嫡孙不能承袭，控经道府讯明，断令丹增汪绪拨  给土民二百户，内七十二户归甲天恩管理，其余一百二十八户由土司征收银米，与甲  天恩母子养赠，结案。嘉庆十四年，丹增汪结因侵用恤賞银两参革，所遗穆坪宣慰使  土职，经前督臣常明④查验，甲天恩不协番情，甲木参彭楚年稚，难资弹压。惟丹紫江  昊棠行述长编楚年长成，实为番众悦服，遂以丹紫辽楚还俗题袭。甲天恩不服彌控，批饬道府提讯。丹紫江楚恳于鱼通地方拨出虔吉、那甲、麦茱三村民户，交甲天恩管理，结案。道光七年，丹紫江楚病故。其子坚参生朗多吉年仅六岁，请以丹紫江楚之妻包氏七力洛玛护理，俟坚参生明多吉年岁合例时袭职，具结咨部覆准。嗣甲木養彭楚总以伊系嫡裔不能承袭，心怀不甘，即以废嫡立庶等词遣抱羊札什赴京控准，递解回川,讯明控出有因免议。

族据包氏七力洛玛以穆坪所管地方辽阔，査难周顾，除前次分给三村之外添拨五村，共计八村，与甲木参彭楚请职分管，奏蒙允准，赏给甲木参彭楚六品顶戴，颁给鱼通长官司印信、号纸，划分地界，俾资约束。夷众仍归穆坪土司统辖，完结。迨后，坚養生朗多吉年长，包氏七力洛玛年衰，即以坚参生朗多吉题袭。甲木参彭楚因不得承袭，心仍不服，时与坚参生朗多吉争讼，并将一切事件不遵定章，径禀径详。迨经上司驳令，由穆坪土司核转，甲木赛彭楚愈加怨恨，复行遣抱张兴文赴京控准，咨解回川，呈悔讯结，覆奏完案。世甲木参功布因父不得袭职，先后分得村地界址混杂，常起争端，屡酿边患，复起意京控，遂将先年结案，添砌情节，以夺袭吞业等悄，遣抱告朗札什赴都察院衙门呈递。奏奉谕旨，咨解回川，提省审办。因被告坚参生朗多吉患病，不能依限完结，迭经咨展覆明，复发交雅州府就近札委清溪、芦山等县，分别将该原告甲木参坊布等提解到府，并验明坚参生朗多吉实系患病沉重，不能赴审，派令头人董永曦等赴案代质。殊据该原告甲木裟功布以控词失实具悔，该府恐有抑勒贿和情專，提集人证，按照控词，逐加研讯。如所控坚参生朗多吉谋夺嫡袭，原断十三村，被头目包上云等舞弊、提出五村一节。讯擔该头人盍永曦等供称：鞄隆年间，甲天恩争袭兴讼，蒙断拨给甲天恩土民二百户结案。嘉庆年间,丹紫江楚袭职，甲天恩复告。丹紫江楚堰于鱼通地界拨出虔吉、那甲、麦笨三村民户，交甲天恩管理结案。道光七年，甲木参彭楚京控。包氏七力洛玛恳于分给三村以外添拨五村，共计八村，与甲木参彭楚，请职分管。其时，甲木参功布年幼，过后传闻以为原断十三村被包上云等舞弊，提出五村，实系误听人吉，并无其事。  又，如所控该土司仅管八村，仅有土户四百余户，其明虔、德绷两村更逼近褰署前后，坚参生朗多吉播弄残害，致两家夷民碍难安生一节。讯据董永曦等供称：明虔一村实逼近该土司寨署之前,德绷一村实逼近该土司寨署之后，界址夹杂，平时牛马践赵，口角是非，事所常有，兼于威丰十年三月蓝逆窜境，土司、头人等各派土兵防堵。明虔、德绷等村土兵夜遛乱焚岭，撞遇鱼通士兵，疑贼攻期，互有伤亡，甲木参功布之弟甲逢春因伤身死。当时黑夜，何人杀伤何人，无从分辨。甲木参功布由府道控经前督臣批审，放因瘟疫流行，病故人多，经阜和协委弁査勘，鱼通受害较众。且甲逢春身故，妻寡子幼，拟照罚赔夷例办理。两造均未到案，无从断结，并非坚土司播弄残害。  又，如所控威丰三年借朝贡名色勒派盘费，控审概行抹置一节。

讯据董永曦等供称：先年甲勒参讷木喀在日，鱼通八村地方共计土民四百六十六户，每届年班进京，共缴银四百六十六两。嗣因甲木参彭楚京控，已将此银断令豁免。至藏匿逸犯家产，本系甲木参彭楚砌词妄控，是以从宽未究。  又，如所控断还逃犯喜乐七力等，并喜乐七力自戕身死、复被诬控一节。讯据董永曦等供称：咸丰四年五月，甲木參功布备文，遣亮忠等赴穆坪具领逃犯，喜乐七力畏罪自戕身死。坚参生朗多吉疑有别故，莫经前任府徹委芦山县验讯，死由自戕，与738

①  乐做？ -1875),1!：罗氏用洲正黄旅人，逋光年间,充印务參领。二十二年(1842),补正红旗蒙古同年.授里雅苏台獲赞大臣。二十六年(1846),署正蓝聯満洲副都统.是年，充武职六班大臣、值年旗大KU二十人年＜1848),任值年St大臣。翌年.补盛京刚都统。咸丰元年(1851}.播乌鲁木齐都统.署理盛京将军。二年(1852).兼署正黄旗潢洲都统三年(1853),授绥远城将军。同年，關补成都将军。次年.MWIN川总儕。六年(1856),授陕甘总督"光绪元年(1875),卒于任。  ②  此“上谕清实录》載卜1："又谕:都察院樊.四川01通长官甲木参功布等以夺憂吞业、被诬激变等赴该衙门呈控。此案穆坪土同承袭宣熬使，蚤已断结，何以谏长官震以夺嫡具控？其逃犯喜乐七力自戕一案，既狂该长官谋害.何以鑿齧生朗多吉，复行翻控诬陷？是否诛土司恃强陵弱.抑系该长官挟嫌妄控.均应彻底根究！若交乐斌亲提人证卷宗.秉公研讯翻情,据实具奏。”(《丈宗显皇帝实录(四)人卷二百五.咸丰六年八月上.第235-236页)  ③ 鄂辉(？ -1798),氏，满洲正白按人。乾隆年间.前锋分发四川.保试用守备。三十七年(1872),建昌律越鶴背守备。次年，补宁司。三十九年(门74}.调补广东潮州镇游击。四卜年(1775).升湖北兴国時爹将。次年贵州上江协副将。四卜二年(1777).补四川成都军标中军副将。四卜五年(1780),迁四川建昌镇总兵。盘耶.加祛成尚阿巴图鲁名号。四卜八年(1783)，擢云南提督。五十一年(1786),授成都将军。五十二年(1787),兼着四川总賢，足年.调补福州将军。五十三年(1788),|眼孔省翎、云騙尉世职。五十五年(1790),授四川总餐。次年,任驻嚴办事大臣"翕庆元年(1796),加头等侍卫、太子少保.封三等男。二年(1797),M补云贵总督。翌年，卒于任。迸恪蜻。苦《钦定平苗纪略＞等行惟。  ④ 常明(? -1817),佟住氏.満洲幔红》(人。屹區四十九年( 1784),充步军统歿衙门笔帖式。五十二年(1887),步军统领荷门主尊。五十四年(1789),放湖南桂阳拥知州。五十六年(1791),升云南曲靖府知府。六十^(1795),迁贵州贵东道.償載花同年.擢按察使，加智勇巴图鲁剪号°廉庆元年(1796), 丁母忧，留篝贵州按察使。次耶，升贵州布政使、.三年(1798),署理贵州巡抚，野二品顶織。六年(1801),授贵州巡抚。八年(1803).调补伊犁疲队大臣。次毎.授库车办事大臣。十年(1805).补湖北it法道“十一年(1806),授山两按察使"同年，關补陕西布十三年(1808).补湖北巡(-五年(1810),授四川总骨。十八年(1813J.S成都将军。二十二年(1817).卒于任。赠太子少保.谥藝恪。第五编四川总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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