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胥氏家族传说之----胥九鼎和《兰亭序》

雪孤城 · 发表于 2019-4-28 08:48:56

芦山胥氏家族传说之----胥九鼎和《兰亭序》

南宋王象之（1163—1230）记载

竹溪在雅州郡西三十里，雅州隱士胥九鼎所居，陶仙洞在焉。有林泉之勝。（甘溪沟）

寄题雅州胥园
南宋：魏了翁
胥君颀然来，锦囊背奚奴。
探囊发诗卷，一一卿大夫。

示识胥园面，诗卷自画图。
扫石卧竹影，长锸斸芋区。
胥君於此时，林泉傲金朱。
懒余本丘壑，误被尘缨缚。
每逢漫浪友，惭愧红尘脚。
会当寻兹盟，酬此一大错。

魏了翁（1178年－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今属四川）人。和王象之同一个时代。

胥氏家族与王氏家族联姻,共同传承胥九鼎珍藏的所谓“散乱图籍。。

西安藏元拓出自西蜀雅州
　　王氏家族存真迹
　。

　　胥九鼎本是北宋皇室赵侗之子，因靖康之乱，在边官赵清献的保护下逃出汴京，辗转入蜀，潜入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投靠当地大族华胥氏后裔改姓胥，以“九鼎”为名，隐含皇室身份。
赵清献指北宋名臣赵抃(biàn),清献为其谥号。赵抃(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

胥九鼎渐老，将从皇室携带入蜀的大批珠宝、名帖、名画藏于乾溪沟“陶仙洞”。（竹溪）

时临邛开国侯魏了翁（南宋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四川蒲江县人，鹤山书院创始人）游雅州名胜，有诗记其事：“胥君于此时，林泉储金珠。”（语见《雅州旧地方志》）
　

　胥氏所藏名帖名画即元代折叔宝跋文所说的“西蜀散乱图籍”，其中除《墓府兰亭》晋碑原拓之外，还有《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图7）、虞世南所写《汝南公主墓志铭》手迹（图8）、《大唐圣教序》以及唐宋名画等。

胥氏手中获得《兰亭序》晋碑原拓，折叔宝所写跋文，以《同州兰亭序跋》为题，存于《全元文》第三七六卷第十一册，应是实话实说。
　
　胥氏家族与王氏家族联姻，共同传承胥九鼎珍藏的所谓“散乱图籍”和珠宝玉器。

晋元碑刻《兰亭序》拓片考略作者：未知
　　《兰亭序》墨迹，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与谢安等41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禊"宴集，于酒酣之时用蚕茧纸、鼠须笔趁兴所书。全文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势纵横，变化无穷，如有神助。
　　唐时，羲之"兰亭"真迹为太宗所得，后殉葬昭陵。现今传世的仅为唐人摹本，其真迹到底为何面貌，无人可识，它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千古不解之谜！近年来，西安和台湾相继发现了两种不同于唐摹书体的晋、元碑刻《兰亭序》拓片，对千百年来传统之定势提出质疑。经笔者初步研究后认为：唐摹本与晋元碑刻很可能皆系羲之于兰亭修禊宴集前后所书之真品，其流传有序，皆有其源。现分述之：
　　
　　（一）
　　
　　1984年7月，在西安市梁家牌楼曾发现了一帧元刻《兰亭序》碑石拓片。梁家牌楼为清代朝廷为陕西名将梁化凤（1621～1671年）所立的功德牌坊。梁家世代为官，衍息已有14代，历时370余年。拓片是否原为梁氏所藏，已不可知。1997年，笔者首次在《收藏》总第52期报道了这次发现，引起了学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专家董大勇先生曾著文评价，折题《兰亭序》碑石"笔力遒劲，结字精妙，颇得古人神韵"。折题"兰亭"大部分字为行草，部分字已是大草和狂草。如蛟龙出水，颇具霸悍之气，显然与魏晋书风有较大差别。同时他又指出："折题碑刻本，虽单个字笔力甚佳，但字与字间笔意不相连接，节奏韵律尽失，颇似唐代怀仁所集《王羲之圣教序》碑。"
　　经多方查证有关文献资料，现已证实西安新发现的折题《兰亭序》即《同州兰亭序》。在民国23年（1934）武树善编《陕西金石志》卷六（页三至四）、同年宋伯鲁等编《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四十（页三至四），及1990年李慧主编之《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303页，对《同州兰亭序》均有著录；
　　
　　同州兰亭序
　　至元辛未刻，王羲之书。在同州府文庙。字径三寸许，体兼行草。末有蔡挺、折叔宝跋。叙次颇详，录于左。（蔡氏《关中金石志》附记）
　　以下系依《陕志》、《续志》著录文献补足之题跋：
　　王右军《兰亭记》，按唐逸史载：此书与太宗偕葬。又云：长公主以伪本易之，则此书犹在人间世也。吾家旧藏此书，乃陶学士谷之裔孙遗予，言"江南李国主酷爱之，裸为坐屏，旦暮玩之，诚希世之珍也。我祖使江南李国主因举为赠受之，更为卧轴，庶便于观阅也"。迩者定州石刻小字。
　　朝廷尚取而置之禁中，则此书尤可宝重也。绍圣二年六月既望，莆阳蔡挺子正书。
　　观东坡《题兰亭记》后，称真本已入昭陵。及观蔡枢使所跋，则二贤之语几若矛盾，予亦不能审于是非，三复沈学士。跋云："字画壮丽，如饥鹰夜归，渴骥奔泉，俊逸有余，其妙不可得"，而形容斯言也。与鄙见若合符节。昔陶学士曾得此本于江南李国主，今予又得之于西蜀散乱图籍中。信斯文显晦，各有其时哉！心乎爱矣，尚虑岁久缺坏，乃模刻于所守，同之郡学，别为四图，庶便于士君子父文房瞻视云。至元辛未小春，府谷折叔宝□□记。
　　
　　冯翊李善道高陵汤世英刊
　　《陕志》和《续志》所录题跋，与原碑内容完全相同，仅有个别字有异。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公元626年至649年在位，共23年。乃死后葬于昭陵，在陕西礼泉县城东北九剽山上，依山凿石建造。
　　长公主，按汉朝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皇帝姊妹称长公主。按历代沿称，此即可断定长公主为唐高祖之女，李世民之姊妹。据《新唐书》载：高祖有女十九人："长公主"到底是谁，尚难确定。
　　李国主，即李煜(937～978年)。五代十国时南唐国主。961至975年在位。世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宋军陷金陵(今江苏南京)，出降，后被赵匡义派人毒死。他一生工书画，精音律，尤以词名。遗作今存有《南唐二主词》。
　　陶\(903～970年)，字秀实。五代至北宋朝大臣。爽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本姓唐，系唐彦谦之孙。因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陶。其家自北齐至隋、唐，世为官宦名族。谷强记嗜学，博通经史。壮年遍读诸子百家，览及佛、老之学，并善写隶书。后周世宗即位，升户部侍郎加翰林学士，继而为兵部、吏部侍郎，加学士承旨。北宋初，为礼部尚书。
　　蔡挺（1014～1079年），宋应天宋城人。字子政，一作子正。宋枢密直学士蔡杭弟，仁宗景г年为进士，曾任南安军、江西提刑。陕西转运副使，知庆州，拒西夏，防守尽力，卒谥敏肃，有文集《乐全集》卷四。
　　沈学士，里籍未详。
　　折叔宝，生平未详。在题跋中自称为"府谷"人。府谷亦称府州，即今陕西府谷县。府谷折氏一门系从山西云中迁来，世代在府谷为将。从五代至宋，府谷折氏家族多出武将、名人。即有折从阮、折从远、折可与、折可行、折可存、折德等。
　　古典小说《杨家将》中北宋名将老令公杨继业(928～986年)之妻佘太君，原即姓折，后人误折为佘。其娘家即在府谷，今府谷孤山堡城东"七星庙"，即传为当年佘太君与杨继业相爱成亲处。笔者推断折叔宝很可能系府谷折氏后裔，但有关折氏一门在史书上仅载至金，元以前断档，其身世只好存疑了。
　　《同州兰亭序》碑刻，1934年尚存于陕西同州文庙，历经66年及"文革"后，今天是否还完整地保存，则有待日后访查其下落。
　　
　　（二）
　　
　　千禧之春，笔者又偶获海外藏本《晋碑王羲之书兰亭序》帖。此帖系1992年成都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前有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题字，及张爱萍将军题签，并刊有燕山、茜子二先生考证之文。言此拓本很古，是用蚕茧纸拓的，并按原碑高一尺五寸、总长丈二之尺寸，在中国内地首次面世。
　　经笔者对此研究发现，西安藏元刻碑拓和台湾藏晋碑原拓在书法风格、韵律、字迹大小上完全相同。序文皆为324字。西安藏碑、拓、残损33字，台藏残损27字。两本互补，仅差一字，即可将羲之兰亭真迹补全，珠联璧合，令人称奇。
　　二者相较其不同点为：一是元刻碑拓为四大幅，而晋碑原拓为14小幅。二是两件碑拓于兰亭文尾虽皆署有"右军王羲之书"六字，但元碑于羲之名上钤有"□□堂□□宝"大印，而晋碑原拓无印。三是元碑有跋，晋碑无跋。四是元碑字迹清晰，笔锋逼真，而晋碑笔画失真，字口模糊，个别字似有重描之痕迹。
　　笔者认为，两件碑拓无疑来源于一个祖本，从字迹保存程度推测，元碑所据蓝本可能要早得多，晋碑拓片为原碑经过长期椎拓、历经自然风化剥蚀后所拓。两件碑拓实为难得之品，具有同等重要之参考价值。晋刻本很重要，它一下子将时间提到了晋代，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新发现的晋、元碑拓本，与唐摹本书法风格反差较大。世称兰亭真迹系羲之醉墨，可是观唐摹本书体为行楷，石类醉态之品，而新发现之晋、元书迹为行草兼狂草，倒像醉态下之品。对此，燕山先生认为：晋、元碑拓片发现，必将对历代奉为金科玉律之传统定势，提出一个质疑，一个否定。并认为此拓方是王书兰亭序正本，遗世孑立，价值无量。
　　对以上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而认为唐摹本与晋、元碑拓可能皆为羲之真品。原因在于羲之于兰亭聚会之前，定会酝酿谋篇，起草序稿，待到熟烂于心，修禊之时，才会一气呵成。翌日酒醒，且又写过数幅，但皆不及前书，或许前后练笔之作皆传于世，从而有不同风格之兰亭帖也未可知。
　　《兰亭序》真迹流传有序，皆有其源。其大致可分为手迹与碑刻两条线流传。
　　一是手迹。王羲之辞世后，兰亭手迹一直珍藏在王氏子孙手中，成为传家之宝。据唐何延之《兰亭始末记》记载：兰亭帖后传至其七世孙智永，智永大师年近百岁寿终时，遗书付与其弟子辨才和尚，后被唐太宗派人设计赚得。唐太宗逝后，原本陪葬昭陵。自此，《兰亭序》真迹永绝于世。不过，在宋人蔡挺跋中却依唐逸史所载，认为底本、于太宗殉葬时被长公主用伪本调换，"则此书犹在人间世也"。这个被调换之本，是否即唐人摹本的原始蓝本呢？值得研究。长公主虽为皇帝姊妹，但封建制度森严，调换皇帝爱帖，要犯欺君之罪，实不可能。唐逸史系野史，尚不能完全作为信史。人们渴望着发掘昭陵，可昭陵在五代时就被温韬所盗，真迹是否存在，已很难说。所以兰亭原件仍然是个谜。
　　二是碑刻。旧志称羲之墓在古剡（即今嵊县之金庭）。据《历代盗墓记》载：王墓在晋代即被掘，但曾出土有7块墓碑。燕山先生称："羲之殁，其子献之遵父愿，勒石殉于墓府。晋末，王墓为夏赫氏所掘，仅有少数拓本遗世，原碑不知下落。"又"太宗生前曾命人临摹、刻碑，又广收天下王书。……据传兰碑传至宋代，薛氏子曾凿损五字以记真伪。又称金兵入汴，碑遂流失。"燕山先生据宗谱记载，坚信台湾所藏碑拓为羲之兰亭真品。
　　其次是编轴。唐太宗获兰亭真迹后，曾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汤普过等用钩廓填法摹拓了许多副本，分赐亲贵近臣。"悉以丈二轴编目，兰亭真迹即其中一卷。"宋人蔡挺题跋亦云：江南李国主获兰亭真迹后，"酷爱之，裸为坐屏，旦暮玩之"，其后李又将兰帖赠与陶谷，谷为便于观阅"更为卧轴"。
　　一般地讲，真品是不会轻易赠送人的。肯定李国主所持的可能是一种复制碑刻本。蔡挺所持兰帖为陶谷子孙所赠的卧轴本，但蔡跋中又提到"迩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中，则此书尤可宝重也。"可知河北定县原来还有一小字刻本，后被收入宋宫。
　　元代，折叔宝所据兰亭真迹，系"得之于西蜀散乱图籍中"，为方便观瞻，才重新"别为四图"。其所据蓝本是"晋碑原拓"还是太宗编目轴本，或陶谷"卧轴"本，以及"定州石刻小字本"、笔者估计当系陶谷卧轴本可能性较大。
　　不管如何，唐摹本与晋碑、元刻本虽有区别，但千年来一直在流传着这是事实，其虽具形式之变，但字迹风格则千古不易，两件不同书迹，极可能皆为羲之之真迹。
　　燕山先生称：海外藏"晋碑原拓"系用蚕茧纸所拓。笔者以为：虽然纸张寿于金石，但也应对其进行科学检测。其次，仅凭宗谱断为晋碑尚不足。不知这宗谱修于何时，可靠性如何？再次，断为献之葬父勒石，尚可疑。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卷十载：羲之共有七儿一女，置长子不顾，不合人情常理。再者，薛氏子凿损五字以记真伪，不知薛氏子为何人？凿损哪五字？
　　世传《兰亭序》摹本与刻本甚多，不一而足。仅在陕西境内的《兰亭序》碑刻，即非一处。计有《咸阳兰亭序》（已佚），为王羲之书，明崇祯间苟好善得石，载归礼泉，后被咸阳程杏牧购去，同治年间被毁。清王宠三临摹《兰亭序》，原碑在咸宁县。褚遂良临《兰亭序》，后有延陵之印，原在同州府学。还有清郭建本正书《洛神赋兰亭序》等。千百年来，王书《兰亭序》大多是以唐摹行书流行的，其影响深远，而以新发现的晋、元碑刻本，以行草兼大草，面貌出现的当属罕见，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王羲之书《兰亭序》真伪问题的研究，是一篇大文章，元人折叔宝尚且不能审于是非，曾三复沈学士请教，终未得解。假如今天能够证实晋碑原拓之可靠性，即可将兰亭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一步。责编雍

颠覆世传1000多年《兰亭序》原稿的台湾藏《晋碑王羲之〈兰亭序〉》帖，西安藏元拓《右军王羲之书》，黄埔老人祖传《墓府兰亭》晋碑原拓，同一祖本，同出“西蜀雅州”，揭晓——
2007年，四川省老庄学会召开年会。笔者作为该会副会长在报告了学术研究情况之后，展开讨论。有一位老会员发言，他对历史、道学很有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黄埔军校第二十四期学员，年近八旬，我们称他为黄埔老人。会后，我和他多次接触，非常同情他的坎坷一生，成为忘年之交。黄埔老人把我当做“信得过”的人，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每次都要看到一两件稀世珍品。有一次，他从简陋的房舍角落里取出一口从不示人的小皮箱，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褪了色的纸包，全是珍贵字帖。其中一件拓片末尾有“右军王羲之书”六个大字，黑底白字碑拓，内容是《兰亭序》全文，字如拳大（图4），14块碑并列，共42行，330字。其章法与世传28行，324字回异。他指着这件拓片对我说：“这就是《墓府兰亭》真迹！”接着一页一页翻开给我看，并细心解释说：“流行已久之虞、诸摹本与定武拓本，字小力薄，又有涂改添漏，疑为羲之于兰亭盛会之前撰写序文，伏案试笔之作，此其一。其二，王羲之所书之行书文本信札多有落款，重要之作还冠以官衔，世传《兰亭序》摹本既无款识，更无官衔，独《墓府兰亭》文末署有‘右军王羲之书’（图5）六字赫然在目。其三，《墓府兰亭》是14块碑并列，共42行，330字，没有凿损，显然不是北宋以后的拓片。其四，本拓字大如拳，首尾贯通，无涂改补漏，乃悬腕一气呵成。碑高1尺5寸，总长丈二，符合太宗编目之轴。其五，王书之绝，绝在外则笔锋走势无定，内则气韵变化无穷。试观“岁”“事”“带”“船”“风”“张”等字，回异世传诸本，而“季”字纯系汉隶碑体，尤其独特神韵，这才是真正的晋碑原拓！”我听得入迷，但没吭声。黄埔老人为了进一步消除我的疑虑，又拿出他收藏的剪报给我看，并说：“这件真品，不仅得到了专家鉴定认可，而且还有新发现的文物做旁证

cctpzl · 发表于 2019-4-28 08:59:04

神御在蜀：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政治
黄博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 610064)
[摘要] 宋太宗时，成都新繁县寺僧绘成太祖御容，但绘成之后长期无人问津。然而神宗时期，这一不符合惯例的御容成为地方社会的珍稀资源，获得四川地方以及朝廷的关注，其崇奉活动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使太祖御容拥有了修建殿宇、朝谒以时的准神御殿待遇，标志着蜀中御容殿的兴起。南宋初年，随着北方沦陷，御容流散，自太宗以下五朝御容由陕入蜀，与太祖御容同殿供奉，形成六朝御容在蜀的盛况。南宋末年，御容殿也因四川局势的败坏，不得不以迁离出蜀结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围绕御容殿的礼制与待遇，引出不少矛盾，其背后都折射出四川地方政治的种种特点及其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 御容殿；御容奉祀；四川；政治
“御容”，也称神御、御像、御真等，一般指中国古代绘制或塑制的帝王、后妃以及宗教神圣人物的图像。目前学界关于宋代御容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梳理出御容的制作、保存和供奉的相关制度规范。[1]将御容放置到宋代政治文化的动态环境中，具体讨论御容的政治功能及其发展过程，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宋代，朝廷有一套严密而隆重的崇奉和祭祀本朝历任皇帝图像——御容的传统，在实践层面上，朝廷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众多的宫观、寺庙中供奉御容，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由官方主导的复杂的奉安、祭祀御容的制度。随着御容崇奉的兴盛，宋朝官方在京城和一些重要的州府主导修建了不少专门奉祀御容的场所。不过也有少数民间和地方力量参与进来，私自制作、供奉御容，并最终通过地方官员而成为朝廷承认的御容殿。理清这些兴起自民间和地方的御容及其供奉场所的兴衰，不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痕迹，同时也是揭示地方政治理念与实践的突破口。
宋代四川御容殿的建立，可追溯至宋初太宗年间，终结于宋末理宗晚年，基本上经历了两宋朝廷对四川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御容奉祀及成都御容殿的兴衰，也基本上贯穿了宋代四川政治的全过程。
一、寺壁图画：宋初治蜀之策与太祖御容在蜀中的出现
成都的御容殿从拥有御容到正式建殿奉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营过程。宋代的史料大多显示，在四川地区最早有御容加以供奉的皇帝为宋太祖，不过对于御容制作的起源，多略而不论，如南宋中后期的岳飞的孙儿岳珂就不知道其来历，“成都新繁有藏艺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2](P85)只有李心传将其起源追溯到太宗年间的寺院壁画，“成都府新繁县御容殿者，始在崇(重)光寺药师院。雍熙间，雍熙北伐是指，986年(雍熙三年)为收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派遣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伐辽的历史事件。

僧道辉画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后壁”。[3](P82)二人虽为同时代之人，但李心传为蜀人，且以史学名世，对于家乡掌故，当比外间知悉更详，此说当有所凭据。

事实上在宋代，御容殿的建立并不容易，御容的绘制往往也需要朝廷派人主持其事，如筹建开封启圣院永隆殿时，朝廷派出“内侍杨继密董役，翰林内供奉官僧元蔼摹写”太宗御容。[4](P574)而蜀中御容殿的起源则是一起寺院壁画制作的民间行为，既未得到朝廷授权，也无相应的技术支持，显得颇为另类。

御容殿，即供奉崇礼皇帝御容的场所，宋代比较正式的名称为神御殿。“神御殿，古原庙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5](P2624)乃宋代朝廷建立的专门安放、供奉和祭祀本朝历代皇帝图像的场所。神御殿在国家礼制中的崇高地位赋予它相当丰富的权益，同时御容作为一种稀缺的神圣资源也并非可以随意得到，特别是在京师以外，御容的获得以及御容殿的建立往往与皇帝本人的某些特殊经历相关。李心传曾谈到地方神御殿，“国朝惟祖宗所尝幸则有之”。[3](P82)因此后来载入祀典的各地太祖神御殿，皆与太祖本人有特殊关系，如西京兴先殿，“以西京太祖诞辰之地”；滁州端命殿，因“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受命之端也”。[4](P574)到仁宗中后期，只有拥有这种神圣联系的地方才可以建立神御殿的传统基本确立下来，除滁州以外，并州崇圣寺统平殿供奉太宗御容，以“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澶州开福院信武殿供奉真宗御容，以“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 [5](P2625)可见这些地方都曾经是皇帝个人在国家重大事件中所亲身经历的特殊地点。

然而，太祖本人与四川地方并无上述那种经历，宋代史料中见不到太祖曾经亲历蜀地的记载。成都与太祖，二者之间并无供奉御容所需要的神圣联系。不过后来随着蜀中御容殿规模的扩展，后人试图制造出太祖与四川的关联。南宋时权礼部侍郎、四川眉山人杨椿(1094-1166)就曾经对太祖御容在成都的现象，向高宗做出过一个非常政治化的解释，其理由是：“盖太祖平蜀，蜀人感不杀之仁，肖天日之表而谨事之。”[6](P3394)这个解释虽然相当老练，但明显不符实情，重光寺的太祖御容本是寺院僧人的个体行为，并不能代表蜀人的集体意愿。更重要的是，宋初蜀人对太祖的感情，恐怕也不会有如杨椿所想象的那样感恩戴德。

cctpzl · 发表于 2019-4-28 09:09:02

宋初的平蜀之役对蜀人来说不算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宋太祖在命将出师之际，有 “国家所取唯土疆尔”的训示，公开以掠夺蜀中子女玉帛为激励士气之计。[7](P9003)后蜀归降后，宋军主帅大多恃功骄恣，所为多不法，“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7](P147)期间极端事件也频频发生，如“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7](P156)平蜀宋军的恶劣行为最终引发全师雄率领蜀兵起事，全蜀大乱，经大半年的战争才最终平息。南宋学者吕祖谦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曾直言太祖“平蜀多杀，每以为恨”。[7](P352)

后蜀文州(甘肃文县)刺史，有威信。乾德三年(965年)，宋平后蜀，王全斌治军不严，嗜杀好贪，不久激起蜀人兵变，降军推举原蜀将全师雄为首领，号称"兴国军"。王全斌派马军都监刘光绪前去招抚，刘光绪却"尽灭师雄之族，纳其爱女及橐装"。全师雄大怒，不再有归降之心。
全师雄率军攻克彭州(今四川彭州)，杀死都监李德荣，自称兴蜀大王，分兵占领灌口(今四川都江堰市)、新繁(今属四川新都新繁镇)、青城等地。王全斌派崔彦进、高彦晖分兵进讨，被全师雄击败，高彦晖战死。又派张廷翰进讨，同样大败而还，退保成都。全师雄趁机分兵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隔断剑阁。蜀地各方起兵响应，邛、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资、昌、普、戎、荣等十六州兵变此起彼伏。

王全斌十分恐惧，杀害后蜀降兵3万余人，这激起了蜀中群众的反抗。王全斌向京乞援，后刘光义、曹彬出击全师雄，两军交战于新繁，全师雄军多人解甲投诚。是年十二月，师雄奔投郫县，身上多处受创，退至灌口寨。全师雄的同盟吕翰也在嘉州(今四川乐山)为宋军所败，退保雅州(今四川雅安)。

乾德四年(966年)正月，丁德裕入蜀协助平叛。二月，渝州(今重庆)杜承褒攻占州府。六月，王全斌破全师雄于灌口寨，擒其党羽二千人，全师雄败走金堂。

八月，宋军攻克雅州，吕翰走黎州(今四川汉源)被部下所杀。全师雄身上的箭伤发炎感染，病死金堂(今四川金堂西)。众人推谢行本为帅，占据铜山(今四川中江)，被宋军擒获，为时一年有余的蜀兵反宋斗争被全面镇压。

吕翰，五代十国时后蜀将领，官拜虎捷指挥使。后蜀为北宋灭亡后，吕翰因被主将相待无礼，于是杀死知嘉州、客省使武怀节，战棹都监刘汉卿，与全师雄的部属刘泽会合，兵至五万，赶走普州刺史刘楚信，杀死通判刘沂及虎捷都校冯绍。又有果州指挥使宋德威杀死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刘涣、都监郑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炮率领州民造反。

王仁赡等人领兵在嘉州讨伐吕翰，吕翰败走逃到雅州。全师雄在金堂病死，叛军推举谢行本为主帅，罗七君为佐国令公，与贼将宋德威、唐陶敝龟占据铜山，不久被康延泽打败。王仁赡又在雅州大败吕翰，吕翰逃到黎州，被部下杀死，把尸体丢在水中。

虎捷指挥使孙进、龙卫指挥使吴瑰等二十七人,坐党吕翰乱伏诛,夷孙进族。

杨椿为蜀人，不可能不知道实情。他所谓的太祖平蜀后蜀人“感不杀之仁”而制作太祖御容加以崇奉的话，只是在高宗面前为家乡这一难得的神圣场所提供一个合法性论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罢了。而太祖御容在新繁县重光寺出现的实情，既然是寺院的一个私自行为，在当时应该并无特别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意义。不过太祖御容能够在四川被僧人绘制出来，也并非偶然，其情乃有迹可循。
御容制作不同于其他艺术创作，既然要“肖天日之表”，那重光寺中的太祖壁画看起来至少跟太祖要“像”才行，因此绘画就要有所本，不能随意而为。按照李心传的说法，太祖御容是成都属县新繁境内的重光寺僧人道辉在佛屋后壁所画。有意思的是，唐宋之际蜀中涌现出一批擅长人物写真的画家，如唐末五代的常重胤，负责绘制唐僖宗的御容，“一写而成，内外官属无不叹骇”，而“其时随驾写貌待诏尽皆**，不体天颜”。[8](P42)

道辉可能正是当时蜀中僧人擅写人物传统中的一员。然而太祖并未亲历蜀地，他不可能像常重胤那样现场写生。不过宋初画院负责绘制御容的画师中，有不少正是蜀地僧人。如宋初蜀僧元霭，“妙工传写，为太宗朝供奉”，曾多次为太宗写真。[9](P149)因此，道辉在同这批宫廷供养的蜀僧交往中，完全有机会见到或获得太祖画像的粉本，这样他在寺壁上所画太祖御容也就不会是向壁虚构了。

重光寺的太祖御容绘成后，似乎并未产生什么社会影响，朝廷和四川地方当局很长时间内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御容的存在。从太宗雍熙年间绘成，一直到神宗时期，将近百年间在史书上不见其踪迹。事实上，北宋前期，蜀地一度处于不断动乱之中，除前述的平蜀之初的蜀兵起事外，太宗末年还有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时也有军校王钧之变。因此，北宋朝廷对蜀民的疑忌极深，在治蜀政策上奉行严刑峻法，严格限制民间活动以维持表面的稳定，这在仁宗皇佑年间出现的“甲午再乱”事件中得到充分的爆发。[10]因此重光寺的这幅太祖御容没有社会影响，恐怕除了太祖在平蜀战争中的不当作为外，更与后来朝廷的高压治蜀政策，导致蜀地的强烈反抗，蜀中士民与北宋朝廷关系一直紧张有关。

实际上，即使到仁宗中后期朝廷对蜀民的态度仍然相当严厉，经常可以看到时人对皇佑年间蜀政严酷的论说，“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11](P930) “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捕以操切之，民有轻犯则移乡，甚者或配徙内地，终身不复还”。[12](161)这种背景下民间自然不太可能产生崇奉太祖御容的集体行为。

cctpzl · 发表于 2019-4-28 09:19:34

乱蜀　　

抢人的钱财，夺人的土地，砍人的脑袋容易，可是要人家的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宋军用六十六天让孟昶投了降，可真正要让四川人心服口服的臣服于宋朝，还需要很多工作，安抚当然是第一的。
　　可惜，赵匡胤有安抚的政策，什么减税免租大赦之类的。但好的政策没有好的执行力，就是一纸空文。
　　而现在蜀地真正的执行者是那些将领。这些人攻进了成都，觉得功成身就，按惯例，应该要发发财了。

果然，赵匡胤就差了使者来颁奖状，发赏钱，赐礼品表扬他们灭蜀的丰功伟绩。可是，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点小分歧，当然问题不大，只是分赃不均的小问题。王全斌认为他们这一种功劳最大，蜀道难啊，他们是爬着过来的，半路上还走了罗川路，来苏径这些根本不是人走的羊肠小道。而且他们消灭的敌人最多，打的全是硬仗。更不用说，他们是第一支入成都的队伍了。
　　

可是，刘廷让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们打的吃力那是你们笨，不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吗。再说我们这一路就容易吗，一路临江而上，激流咆哮，惊涛拍岸，不少兄弟在船上都吐得稀里哗啦的。刘廷让们还有一些不满，就是他们这路来，州府俱降，搞得他们趁乱抢点财物的机会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有两个热血的大哥建议要屠屠城。当然，屠城嘛，不为杀人，只是为了屠得城内财物无主，这样，大家好发财啊。可军中有个死脑筋曹彬。硬是劝着不让干。
　　王全斌没办法，他做为主帅，当然是向着自己亲领的那一路，可是，刘廷让那路也算是他的手下，虽然自己喜欢手心，可手背也不能不管。到了最后，王全斌决定给他们自由，你们要发财的，自己去抢去。我们不管。抢多少算你们的。
　　
当然，王全斌也没有亏待自己的，他觉得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打仗打了一辈子，眼下，终于混到总司令这一级别，功成名就，接下来应该图些富贵。他跟崔彦进、王仁赡们早就分好了地盘，蜀国的上层社会里的上等珍宝，美艳小妾早就被他们给瓜分了。王全斌直接叫下属跟孟昶要。王仁赡职务差了一点，就退而求其次，他看上了蜀国待中李廷珪。李延珪这么大的官。能没有钱吗？王仁赡给李延珪找了一个罪名：焚蕩之罪。

谁让李延珪当日跟太子爷援兵王昭远，半路撤退时，烧了一路呢。李延珪惶恐不安，不是投降了就前罪不究吗。李延珪向康延泽求救。康延泽是个明白人，指点道：王公志在声色，你满足了他的欲望，则可脱罪。可不巧的很，十个官里竟然唯一一个把钱看得比美女重的被王仁赡碰上了。李廷珪有钱，但他明显爱钱胜过爱美女，家里没有小老婆。没办法，只好临时娶了四个来冲难。又附上钱财百万送于王仁赡，方才脱祸。
　　
西征的将领满足了，他们开始日夜喝酒，然后，让那些美艳无比的女子跳舞助兴。王全斌致辞：同志们辛苦了，现在就请忘记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吧，忘记峡江的滚滚恶浪，忘记血腥的战场撕杀，忘记昼夜的奔波，让我们沉醉在这温柔梦乡，酒池肉林里吧。
　　可是，音乐戈然而已，一个愤怒的脸孔冲了进来。那些依依呀呀的美女又呀呀依依的惊慌而退。
　　这个不识风雅，败坏气氛的家伙是曹彬！
　
　曹彬说：任务已经完成，是时候回去跟皇上交差了！北宋地图
　
　王全斌们不想走，他们已经乐不思归。
　　王全斌美其名曰：维护当地稳定的秩序。
　　曹彬无奈，他是政委，可管不了生活。
　　蜀地遂乱，到处都是拿执照抢劫的宋兵。
　　连赵匡胤远在汴梁，也觉得不对劲了，叫了一个人来管理成都。
　
　此人吕余庆。
　　这位新市长一上任，就有人来报告，有一个军校趁着成都赶药集的时机，拿着利刃在抢人财物。
　　
这位史册无名的小军校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了，只是平时胆子没这么大，没有大白天在街干过。而且，平时成都街上也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可抢对象。这一天，他喝了酒，壮了壮了胆，准备也赶赶抢劫的集。也许，放在平时，抢就抢了，那些亡国之民能找谁说理去。可不幸的是，他碰上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吕余庆。这位撞到枪口的无名军校被擒拿了来，然后，拖到了菜市口，成了无头军校。
　　乱世用重典，这位抢劫未遂的军校，他的生是轻于鸿毛的，他的死却有着积极的意义。经此一杀，吕余庆终于刹住了军人的抢劫之风，史记：军中畏服，民乃宁居。
　　
成都算是安定了下来，可成都之外，就没有这么平静了。
　　梓州附近就冒出了一起乱子，蜀国军官上官进振臂一呼，聚起英雄豪杰三千余人，又请动了附近居民数万人开始围攻梓州城。当然是用刀请的，不要奇怪，官兵是强盗，义军也不一定义，他们是反抗一切，包括老百姓。
　　而这时，城内的骑兵不过三百。梓州城内慌成一片。
　　
只有一个人临危不乱，还想出了退敌之计。此人，梓州代州长冯瓒，这个人因为风神俊爽，善谈论，有吏材。颇受赵匡胤赏识，派到梓州处理政务。冯州长早就看清了这一伙人的本质，不过是趁夜色抢些财物的流窜犯，成不了大气候。这一天夜里，上官进又乘夜而来，冯瓒亲上城楼，四处督战。到了三更时刻。冯瓒一个眼神，打更的心领神会，齐齐敲起五更的锣来。
　　这一下，可吓坏了手上没戴表的上官进，他自问是中国的灰姑娘，到了天亮就要回到老窝的。一听五更锣响，拔脚就走。可不想冯瓒这个王子太多情，舍不得他走，硬着领着数百人追了出来。将他生擒活捉弄去。
　　上官进被拉到菜市口斩去了脑袋。剩下的流窜犯们被冯瓒诱降过来，全部从犯不究，只要写好保证书，全部释放。
　　梓州（今四川的三台县），东川的首镇，也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可是，这会的蜀地已经是一个黄石公园，间歇泉到处都是，按住了这个，保不齐那个就喷了出来。而下面这个要暴发的，就不是喷喷热水了，它是火山级别的！
　　
为这一火山添柴加油，使其喷薄而出的，当然就是王全斌这个家伙。赵匡胤诏发蜀国降兵迁到汴梁，以为已用。赵匡胤知道让人背井离乡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给这些蜀兵发了不少的路费，安家费。可就是这些钱让人起了贪心。
　　王全斌对皇上的待俘政策相当不满，那些手下败将，亡国之兵，赁什么享受那么好的待遇，皇上要将这些人召至京城，派一队人押送就是了，何必每名蜀兵还要发钱给他们。王全斌不能理解，于是他擅自主张，将这些人的钱粮减半。还时不时的，派手下去骚扰一下这些俘虏。
　　经过王全斌这么一搞。蜀兵本来服软的头又硬了起来。史记：蜀兵愤怨思乱。
　　乱子马上就起了，蜀国降将全师雄在锦州附近被满腔怒火的蜀兵拥为主帅，聚起十万之众，号兴国军。

　　而全师雄这一点星星之火马上成了燎原之势。不过数十天的功夫，蜀地中，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响应全师雄。阻断邮路，使成都成为了一座孤城。
　
　又是一起逼上梁山的惨剧，可最惨的往往是无辜受牵连的。城池没被烧尽，鱼先遭了灭顶之灾。时成都城内，还有近三万条鱼（蜀降兵）被屯在城南教场。
　　而王全斌举一反三，推理严密，认为外面的蜀国降兵会反，这一伙降兵保不定也要做乱，到时，蜀兵们内外夹攻，成都城必然保不住。王全斌决定宁可错杀三万，不过放过一个。要徙这些人于夹城中，尽数诛杀。康延泽还有些良心，觉得这样矫正过枉。请求释放其中的老幼疾病者七千人，用兵护送入京，如果反兵来夺再杀不迟。
　　
王全斌没有这种善心，他觉得已经杀了二万，何怕再多杀七千呢。在四月的一天，王全斌诱杀蜀兵二万七千人于夹城中。编辑本段史记记载　　王仁赡，唐州方城人。少倜傥，不事生产，委质刺史刘词。词迁永兴节度，署为牙校。词将卒，遗表荐仁赡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请于世宗，以隶帐下。
　　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飞龙使。建隆二年，迁右领军卫将军，充枢密承旨。高继冲请命，以仁赡为荆南巡检使。继冲入朝，命知军府。乾德初，迁左千牛卫大将军。不逾月，加内客省使。
　　二年春，召赴阙，擢为枢密副使。七月，加左卫大将军。兴师讨蜀，命仁赡为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蜀平，坐没入生口财货、杀降兵致蜀土扰乱，责授右卫大将军。初，剑南之役，大将王全斌等贪财，军政废弛，寇盗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来者，令陈全斌等所入贿赂、子女及发官库分取珠金等事，尽得其状。及全斌等归，帝诘仁赡，仁赡历诋诸将过失，欲自解。帝曰：“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岂全斌辈邪？”仁赡不能对。廷珪，故蜀将也。帝怒，令送中书鞫全斌等罪，仁赡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洛，以仁赡判留守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及召沈伦赴行在，以仁赡为东京留守兼大内都部署。驾还，遂判三司，俄命权宣徽北院事。
　　太平兴国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加检校太保。四年，亲征太原，充大内部署，仍判留守司、三司，总辖里外巡检司公事。师还，加检校太傅。五年，仁赡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赡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户部判官杜载、开封府判官吕端属吏。旻、载具伏罔上为市竹木入官；端为秦府亲吏乔琏请托执事者。贬旻为房州司户，载均州司户，端商州司户。判四方馆事程德玄、武德使刘知信，翰林使杜彦圭，日骑、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赵延溥，武德副使窦神兴，左卫上将军张永德，左领军卫上将军祁廷训，驸马都尉王承衎、石保吉、魏咸信，并坐贩竹木入官，责降罚奉。是岁，车驾北巡，命仁赡为大内部署。　
　　七年春，以政事与僚属相矛盾，争辩帝前，仁赡辞屈，责授右卫大将军。翌日，改唐州防御使，月给奉钱三十万。仁赡之获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并降秩。先是，仁赡掌计司殆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宠无敢发者；前者发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会属吏陈恕等数人率以皦察不畏强御自任，因议本司事有不协者。朝参日，恕独出班持状奏其事。帝诘之，仁赡屈伏。帝怒甚，故及于谴，而恕等悉奖擢。琪与恕等联事，始合谋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犹附会仁赡，故亦左降。仁赡既失权势，因怏怏成疾，数日卒，年六十六。
　　后帝因言及三司财赋，谓宰相赵普等曰：“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恣吏为奸，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朕悉令罢之，命使分掌。仁赡再三言，恐亏旧数，朕拒之。未逾年，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万缗者为六七万缗，其利数倍，用度既足，傥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税。仁赡心知其非，颇亦惭悸，朕优容之。”子昭雍，为崇仪副使。

cctpzl · 发表于 2019-4-28 09:29:41

二、建殿奉安：熙丰变法与成都御容殿的兴起
距太祖御容绘成约百年后，熙宁六年(1073)重光寺的这幅太祖御容终于引起成都地方当局的兴趣，向朝廷申报建殿奉安。由此从一幅寺院壁画成为朝廷确认的御容，成为官方注目的神圣场所：
熙宁六年1073年，赵清献赵抃(1008年-1084年)为成都守，请建殿奉安，神宗不许，但令设枝屋、栏楯以扃护之。[3](P82)
北宋（960—1127年）
南宋（1127年―1279年）

重光寺的太祖御容能够在绘制近百年后获得朝廷的认可，熙宁六年(1073)赵抃的“建殿奉安”奏请是一个重要转折。事实上，在真宗、仁宗两朝，朝廷对散处各地御容已颇为重视，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御容殿，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在赵抃奏请建立成都御容殿之时，全国已有由朝廷敕建的太祖神御殿多所，如扬州建隆寺章武殿(1005)、洛阳应天禅院兴先殿(1007)、开封太平兴国寺开先殿(1030)、滁州天庆观端命殿(1053)等。[13](P8)而一些寺院也因制作供奉太祖御容而受到朝廷的特殊待遇，如泾州的长寿镇寺，因早前在寺壁上绘有太祖图像而获殊遇，“上未仕时，过泾州长寿镇寺，沙门知非凡人，阴使人图上容于寺壁。后以其寺有御容，遂为官所护”。[14](P1016)值得注意的是，重光寺的太祖御容跟长寿镇寺一样，也是一幅寺院壁画，然而在绘成后却长期无人问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画在蜀中并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崇奉行为，无法引人注目。

熙宁六年(1073)赵抃的奏请，发生在他第三次入蜀主政期间，而他一生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正是三度入蜀的政绩。他第一次主持蜀政在仁宗嘉祐年间，其时蜀政败坏，他到任后整顿吏治，并因其亲民作风而广受好评：“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5](P10302)

英宗治平年间他第二次入蜀主政，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在任期间他大力扭转蜀政尚酷的传统，推崇“以宽为治”“为政简易”，而“蜀民大悦”。[5](P10303)因此他在蜀地的声望极佳。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他被神宗钦点，加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不过这次任命有降格使用的嫌疑，因他已出任过参知政事，惯例“前执政旧不差知成都”，有人担心他不愿再任，但神宗认为“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结果，赵抃果然欣然应允，立即赴任。[7](P5753)

然而赵抃这次为官成都，境况却大不如前。此时无论是他本人在朝中的政治处境还是蜀中的政治局面，都跟先前大不相同。王安石当政之初，赵抃身为参知政事，曾极力反对变法，是当时执政团体中最坚定的反变法派之一。熙宁初年的宰执中，有著名的“生老病死苦”的谚语，生为王安石，苦则是赵抃，曾公亮老，富弼病而唐介死，皆不能与王安石相抗，惟一能与之周旋的只有赵抃。[15](P174)而此时变法已进入高潮，各种新政次第出台。另一方面，神宗推行新政以来，力图对蜀地政策进行调整，其中最重大的改变是废止了成都知府自张咏时代以来获得的“便宜行事”特权。王安石等人制定的一系列新法在各地推行过程往往遭到反变法派官员的抵制，而便宜行事之权恰是拒不执行新法的有力武器。然而熙宁二年(1069)在王安石、谢景温等人的主导下，朝廷删定敕令，正式废止了成都知府的“便宜行事”之权。

[16](P101-103)赵抃到任后，立即积极地向朝廷申诉恢复“便宜决事”之权，但遭到王安石果断压制，这一目的未能达成。[7](P5820)随着保甲法、市易法等变法新政陆续出台并推行全国，赵抃到成都不久，即以自己“累入蜀，深知蜀人情状，闻欲作保甲、教兵，必惊扰失人心”为由，反对在四川推行保甲。[7](P5804)显然，此时他只有通过强调四川的地方特殊性来对抗神宗、王安石试图遍及天下的变法新政了。然而北宋前期以来形成的四川特殊化政策，在神宗时代正在渐渐淡化。[17]

因而，此时默默无闻了近百年之久的太祖御容被蜀中地方当局发现，也就显得颇为微妙了。赵抃“建殿奉安”的奏请，对神宗而言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太祖御容在蜀中的出现，有利于皇帝和朝廷权威在地方扩张，强化蜀人的向心力；但另一方面，如前揭所示，太祖御容出现在成都又不符合朝廷的礼制传统，如果将它载入祀典将开启一个特殊的先例，以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随意制作御容，然后要求朝廷“建殿奉安”。更重要的是，成都御容如此特殊，似乎坐实了成都以往“治人颇与他邦殊”[18](P250)“不与天下州府同” [19](P5385)的谚辞，岂不正好凸显出赵抃等人所强调的蜀地的特殊性。

因此对“建殿奉安”的要求，神宗只能“不许”了。然而，对这一多出来的御容，神宗又不能置若罔闻，必须妥善处置，因此下令“设枝屋、栏楯以扃护之”，也就是把重光寺中的太祖御容同寺院的其他场所区隔开来，形成一个特殊的场域。这样既体现了神宗的尊祖之意，又使这幅御容所在之地不具有“神御殿”的性质和规格。

其实，从后来的举措来看，神宗对于御容供奉有自己的思路。元丰五年(1082)，神宗对御容奉祀制度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将分散在京城各处寺院、道观中的本朝诸帝后神御集中奉安于景灵宫，并举行了隆重的迁庙祭祀大典，从此御容奉祀的系列礼仪与太庙相同。[5](P2621-2622)事实上神宗借集中供奉御容之机，营造出了一个可与太庙比肩的国家祭祀场所。或许，这一王朝宗庙制度的重大调整，跟十年前赵抃给神宗制造的成都太祖御容问题造成的刺激不无关系。
然而，成都的御容既然被世人发现，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各方利用的符号。在景灵官改制后两年，就有人再次想将这幅太祖御容的供奉场所加以升格。

据李心传所述，“元丰七年（1084年），走马承受赵选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创置门钥，官设监守，朝谒以时”。[3](P82)关于此次御容升格的活动，李焘在《长编》中也有相关记载，不过具体情况却与李心传的记述大相径庭，其说法是元丰七年(1084)九月庚申，“成都府言：新繁县重光寺壁有图写太祖御容，乞修神御殿奉安。诏令设板屋遮护扃锁”。[7](P8360)这一处置结果与熙宁六年(1073)神宗应对赵抃时相同，而与李心传的叙述差异较大。李焘的这一记事大概出自北宋的官方档案，而在宋代的会要类政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元丰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成都府言：新繁县重光寺壁有图写太祖御容，乞修殿奉安。诏令设板屋遮护扃锁”。[4](P575)显然，朝廷对成都府的批示符合神宗对地方御容处置的一贯思路。不过对比李心传与李焘的记载，却可以发现另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再次获得“设板屋遮护扃锁”方案的是“成都府”，也就是说作为四川地方政治的官方代表，朝廷对于成都府的御容升格要求与十年前一样，不过与此差别巨大的“修建殿宇，创置门钥，官设监守，朝谒以时”的处置方案，其经办者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走马承受赵选。看来，李心传与李焘所记的虽是同一件事情，不过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却不大一样。李焘的记载与会要一致，表明他看到的是这一事件的官方正式记录，即成都府的申报与朝廷对成都府的批示；

而李心传的记述则可能来自于朝廷常规行政体制之外的另一个系统。走马承受赵选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个非常规的控制系统。走马承受即“某路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的省称，是皇帝派往诸路的耳目，一路事无巨细皆得按敕，机密急速文字得驰驿上闻，季奏或一岁入奏许赴阙上殿直达。由武臣或宦官充任，实系皇帝所遣身份公开之奸细。[20](P424)实际上这群人类似于后世所谓的特务系统。走马承受多由宦官充任，与由士大夫充任地方长官不同，他们跟皇帝更亲近，更能办成正常情况下不易办成的事。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更看中事情背后的经济利益。对赵选而言，成都的这幅太祖御容恐怕更是一个可以趁机大捞油水的可居奇货。

修建神御殿是个优差，不但可以调动地方的各种资源，还可以增加干预地方公事的机会，更可以利用这一神圣资源为自己争取到源源不断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赵选的前辈们早已有过成功的示范。仁宗时主管寿星观的宦官吴知章就打过一次御容的主意，创建了供奉真宗御容的永崇殿，从中获益匪浅。据记，嘉祐七年(1062)仁宗下诏改寿星观为崇先观，仍给永崇殿店宅务日钱二千。[7](P4780)事后司马光揭发，寿星观所谓的真宗御容根本就是吴知章在“诬罔圣听”。实情是“本观旧日止有先帝时所画寿星。近因本观管干内臣吴知章妄有奏陈，称是先帝御容，意欲张大事体，广有兴修，自为劳效，别图恩赏”。[21](P215-216)吴知章面对真宗时留下的寿星像就可以造出一个神御殿，那么赵选面对一幅有百年历史的太祖壁画，又岂能不动心！

cctpzl · 发表于 2019-4-28 09:39:51

换句话说，让走马承受这样身份的人来办成此事，或者更能为世人所接受。“更具奏”而“得旨”表明，在赵选的积极活动下，重光寺的这幅太祖御容终于取得了御容奉祀的官方待遇。首先“修建殿宇，创置门钥”，也就是有了跟御容殿一样的、独立于原有寺观之上的供奉和祭祀场所。不过虽得以建殿，却没有奉安仪式，而仪式的隆重性足以增重其事，如前揭滁州的太祖御容殿举行奉安大典时，宰相庞籍充奉安太祖御容礼仪使，参知政事梁适为副使。通常还会伴以僧道威仪、教坊乐导迎，彩舆进发。[4](P574)只建殿而不奉安，则使成都御容奉祀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官设监守，朝谒以时”的具体奉祀办法，虽在仪式上使它具备了御容殿的面貌，却未能获得诸如“章武殿”“兴先殿”之类神御殿所应有的赐额。也就是说，此时成都的太祖御容虽然被纳入了国家祭祀体制，也建起了供奉御容的殿宇，发挥着御容殿供奉御容、崇祀皇祖的功能，但不行赐名之典，还是没有正式的“名分”。因此，它始终也没有出现在《宋史》礼志和宋代《会要》类政书中专门记载“神御殿”的部分。

三、权宜奉安：南宋前期川陕军政形势与成都御容殿的扩展

北宋亡国，南宋重建之际，朝廷原有的御容也随着北方的沦陷而流散。御容作为宋朝皇权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象征，在南宋初年金军的攻战中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金人可能有毁损宋朝皇帝御容的惯例。绍兴九年(1139)南宋与金第一次和议达成，金朝归还陕西之地，秘书少监郑刚中奉命入陕参与接收工作。他在华州见到原来供奉真宗御容的云台观会真殿居然“无恙”，且“壁间御像如新”。有老道士告诉他这是因为当年金人占领华州后，有人“以南极寿星榜其上绐敌，故得不毁”。[22](P650)看来若非假扮寿星，这里的御容难以幸免。高宗即位后，由于措置失当，一再溃败，北方大片疆土失陷，在艰难之际，南宋君臣更看中御容的神圣价值。

建炎元年(1127)底，洛阳失守前夕，西京留守孙昭远“即命其将亲卫大夫王仔奉启运宫神御，间道赴行在”。[6](P285)而建炎三年(1129)初，宰相黄潜善、汪伯彦被弹劾罢职，其罪状之一即是在扬州溃逃之时，未能事先妥善安排，使得祖宗御容“倾摇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泪”。 [6](P469)事实上，朝廷对于流散出来的御容也颇为重视，到建炎四年(1130)第一轮安置基本完成，当年二月高宗正式下诏将之前从洛阳抢救出来的启运宫御容安置于福州；将原开封万寿观、永安军会圣宫、扬州章武殿迁移出来的御容安置于温州天庆观。[4](P577)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只有一幅太祖壁画的成都御容殿，在机缘巧合之下飞速扩展，最终齐集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御容。六圣御容汇聚于蜀的经过，杨椿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跟高宗谈话时提到，“绍兴改元，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神御来自终南山，遂权宜奉安，同为一殿”。[6](P3394)看来他认为五朝御容都是在绍兴元年(1131)由终南山转移至成都的。然而据后来李心传所述，绍兴元年只有两幅御容入蜀，至绍兴四年(1134)才齐集6幅御容：

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太平宫道士訾全真等，复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忠献即遣使奉安于太祖之侧。四年，宣抚副使吴武安玠更自武兴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奉安。[3](P82)
对此，李心传在别处也有描述，两者完全一致：

绍兴元年，太平宫道士訾全真等，复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凤翔诣宣抚使张浚，浚即遣使安奉于太祖之侧。四年，宣抚副使吴玠更自兴州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此安奉，于是本院始有六圣御容。[6](P3203-3204)

建炎四年(1130)九月，在宣抚使张浚的错误指挥下，宋军陕西五路主力在富平之战中惨败，随后在极短时间内陕西州县大部沦陷。[23](P148-152)宋人多以岐下代指凤翔。终南山的上清太平宫，原属凤翔府盩厔县清平镇，北宋末年为了加强上清太平宫的管理，在此置终南县，升为清平军，由“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专管勾上清太平宫”。[5](P2146)

富平之败后，陕西大部沦陷，道士訾全真应该就是在这时带着太宗、真宗御容撤离上清太平宫的。

上清太平宫是北宋朝廷支持的规模宏大的道教宫观，其创始者为著名的神降张守真。他在太祖、太宗交替之际发挥过秘密作用，其后又为建构太宗继位的合法性出力不少，因此太宗在太平兴国二年(978)五月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24](P306-310)真宗初年和仁宗初年宫中相继建立起太宗和真宗的神御殿，“咸平三年八月置殿，以奉太宗圣容。天圣二年六月，又建殿奉安真宗圣容”。[4](P574)可见，李心传所记訾全真带着太宗、真宗的御容投奔张浚，更符合实情。

“张守真神降”是术士利用黑煞神崇拜,为太宗谋取帝位制造符命的重要事件,其内情幽隐,关涉禁秘。

富平惨败后，张浚诿过诸将，又激起慕容洧、张中孚等率部叛变，导致整个陕西防线崩溃。不久，金人完成对陕西的攻占，由完颜宗弼率主力南下，试图大举入蜀。訾全真带着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的绍兴元年(1131)，正是川陕战区最艰难的一年。

完颜宗弼(?-1148年11月19日)，本名斡啜，又作兀术、斡出、晃斡出，女真族，生于哈尔滨阿城区海沟河畔，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金朝名将、开国功臣。有胆略，善射

张浚在富平之败后，一直处于溃逃状态，先从邠州退守秦州，再退至兴州，最后撤至阆中。数月来，对于陕西失陷后的军事布置可谓毫无安排。幸而随后有刘子羽收集散亡来归，加上宋军陕西残余各部如吴玠、关师古、孙渥等相继退保蜀口，才在军事上形成了一道川陕防线。特别是吴玠收集残部，屯守和尚原，在客观上形成了张浚守蜀的军事依靠。[23](P152)不过这一军事上的布置乃是客观形成的，而为了扭转危局，张浚不可能没有自己主观上的想法。所以差不多在御容抵达兴州的同时，他以“神比托梦兆，欲扫妖凶，患无兵印”，封李冰次子普德神为昭惠灵显王；以“阆州有死卒复苏，称飞与关羽分兵境上，摧拒张敌”，封张飞为忠显王。[6](P1035)通常此类祠神的封赠赐号需由地方官向朝廷申请，由皇帝裁定后以诏令的形式予以确认。[25]尽管自宣抚司成立后，高宗许以“便宜黜陟”的承制行事之权，拥有诸如任免诸路帅臣、监司，甚至可以承制封拜节度使之类的超级武官，[26]但张浚自封神祇的行为，显然已是出格之举。可见这两个蜀地神祠所代表的精神资源此时在他心中的分量。如此看来依重各类神圣资源以稳定军民人心，才是在军事上客观形成的川陕防线之外，张浚心中的另一道在主观上想要构筑的精神防线。

艰难之际，作为王朝神圣象征的御容出现，肯定比地方神祇更具神威。史载，建炎初年隆佑太后在洪州兵败后，建炎(1127年5月-1130年)是南宋皇帝宋高宗的第一个年号。

有一宗室赵侗背着二帝御容逃难，碰上一群欲为盗的溃兵，最后他“出御容示之”，成功说服溃兵归队。[5](P8755)因此，太宗、真宗御容抵达兴州，对于处在困境中的川陕宣抚司来说不啻为一支颇为及时的兴奋剂。然而如前揭所示，上一年朝廷才刚刚安置了福州启运宫和温州天庆观，当时从北方转移出的御容应由朝廷下诏处置，或送行在，或送稳便州郡奉安。如绍兴三年(1133)河南府、孟、汝、郑州镇抚使翟琮获得太祖御容，朝廷下令由江西安抚大使司差官迎奉送往行在。[4](P579)然而张浚获得御容后似乎并未请示朝廷，而是自作主张地“即遣使奉安于太祖之侧”。为了增强抗金的精神力量，对于蜀中神灵，张浚既已不惜使用了封神赐号这样的非复人臣所得行使的权力，则不难理解他对御容这样的更具神威的精神资源的处置方式了。

至此，重光寺遂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御容。奇妙的是，这些措施似乎很有神效。绍兴元年(1131)十月，吴玠取得和尚原大捷，成功阻击了金人的入蜀之谋，川陕战场上的危机基本化解。[23](P152-153)

在获得太宗、真宗御容后，绍兴四年(1134)，仁宗、英宗、神宗的御容也被安置到了重光寺，促成此事的是时任川陕宣抚副使的吴玠。巧合的是，当时的形势与三年前张浚送太宗、真宗御容入蜀时颇为相似：彼时金军正集结重兵，发动新一轮的攻势，试图突破蜀口。绍兴四年(1134)既是川陕战场充满危机的一年，也是具有决定性转折的一年。三月，吴玠率军取得仙人关大捷，彻底粉碎了金军占领四川的企图，此后川陕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事后吴玠晋升川陕宣抚副使，统率和尚原至仙人关一线大军，成为川陕战场对金作战的前敌总指挥。[23](P155-156)武兴，即仙人关附近的兴州。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御容应该是先抵达兴州，再由吴玠送往成都重光寺的太祖御容殿奉安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心传并没有说明这批御容的来历，上清太平宫存放的御容已在绍兴元年(1131)入蜀。显然，这批新出现的三朝御容当与上述訾全真带给张浚的不是同一批。仁宗以后的诸帝御容殿基本上都集中于京城的景灵宫诸神御殿，如仁宗的神御殿只有景灵宫西园孝严殿，英宗也只有景灵宫英德殿。[13](P16-17)不过北宋亡国之际应有不少御容从宫中流散出来。南宋初年这些御容大多由朝廷收纳，如绍兴元年，有原开封府祥符县进士徐涛到行在进献三朝御像，绍兴二年(1132)江南东路在信州民间收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御容。[4](P584)而当时也有御容散落在陕西地区，一些将校甚至因试图转移御容而牺牲。绍兴元年金人占领陕西后，有武功大夫、知环州安塞寨田敢，尝得太祖御容，欲间行南归以献，事败被杀。[6](P913)兴州的这批御容可能是从这些渠道获得的，吴玠应该是在仙人关之战后将它们送往成都安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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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寺在元丰年间初步建立太祖御容殿，至此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的御容都被供奉到殿中，此殿便成为京城以外最大规模的御容供奉场所。拥六圣御容于一殿的宏大气象，使朝廷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从稍后的行事来看，当时对成都御容殿的管理已建立起从成都府、礼部到中书门下的三级管理体系。绍兴二十五年(1155)，成都府向礼部申报御容殿的修复事宜：

成都府言，新繁县药师院太祖皇帝御容殿夹柱损坏，及壁上衣纹壆裂。礼部乞许令修换粉饰，从之。[6](3203)
关于这次修复工程，《会要》也有差不多相同的记载，不过《会要》有更重要的补充，即礼部最后特别对御容奉祀的相关礼仪给予了安排：
其依礼例奏告祝文，学士院修撰，请降入递前去。其日辰差官致斋行事仪注，及合行排办事，并合照应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指挥施行。[4](P579)
所谓“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指挥”，即礼部在宣和元年(1119)六月二十二日所订立的“太常寺参酌修立到诸州府有祖宗御容所在每遇朔日诸节序降到御封香表及不降香表逐次行礼仪注”。 [4](P577)这个“仪注”是朝廷规定的各地长官祭祀地方御容殿的礼仪，可见朝廷已有意将重光寺的御容殿纳入到国家礼制系统中。不过这个蕴藏着徽宗时期营造盛世理想的“仪注”，其具体内容相当繁复，恐怕不是南宋时代的地方政府可以承担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并未执行。

另一方面，在朝为官的蜀人也在努力使朝廷将重光寺御容殿的供奉行为规范到国家礼制之中。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时任侍郎的眉山人杨椿建议朝廷加强重光寺御容殿的礼制建设：
然以六朝之尊，而俯临一邑，跪俛伏兴之节，乐舞登降之制，饔饩尊彝之奉，乃若官宇之设、谨护之备，至鄙雅不伦，或阙然不讲，深恐未称所以肃雍奔走之意。望特命礼官讲求典故，检会福州及成都府见行仪制而折衷之，稍加润色，以重国家崇奉之礼。[4](P580)
李心传在叙述此事时也强调了重光寺六朝御容的窘况，“权宜奉安，同为一殿。郡县卑陋，情文简略”。最后在杨椿的努力下，朝廷定下了“别加营缮，岁时遣府通判侍祠”的新规[6](P3394),算是正式将它纳入了国家礼制系统中了。规模不小而礼典不备，正是当时成都御容殿在国家礼制中的焦虑和紧张。而这一紧张恐怕也与高宗统治后期强化中央对御容的控制有关。

众所周知，绍兴和议以后，高宗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皇权的措施。而御容奉祀是展示皇帝权威的最直观手段之一，因此和议之后，高宗即着手将南宋初年因战争而散处各地的御容集中于“行在临安”供奉。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以刘光世赐第在临安重建景灵宫，“迎还列圣粹容”。[6](P2799)十月，由海道将温州的祖宗御容迎回临安，高宗亲自主持了新景灵宫神御奉安大典。[6](P2834)此后，朝廷正式奉安在外的御容殿就只有福州的启运宫了。因此杨椿才会要求参照福州仪制，润色成都御容殿的新制，借机向福州启运宫的地位靠近。这次营缮工程，“始更为殿门外向”，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才完成。据李心传所叙，“时王时亨知府事，请赐宫额及殿名，不报”。[3](P83)没有宫额及殿名，也就是没有正式的名分，看来当时的成都知府王刚中大概想趁工程完工之机，顺势为御容殿取得正式的神御殿地位。而这时蜀中的形势，与绍兴初年又有几分相似。

其时“中外藉藉，皆谓金人有窥江淮意”。

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高宗以“文武威风识大体者”无逾王刚中，乃钦点他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6](P3462)王刚中在任期间果然不负众望，督导诸将，成功击退试图由陕入蜀的西路金军。同时与张浚宣抚川陕时一样，为激励士气和稳定人心，他也特别重视对蜀中精神资源的利用，“命工葺诸葛武侯、张文定公祠庙，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宾属拜焉”。他一方面大力扶持正统神祠，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消除淫祠和邪术的社会影响，如论证成都的黄巢墓之伪，诛杀妖人王思聪等。[27](P91)因此，他试图为成都御容殿取得宫额的举动，并非一时冲动的孤立行为，当是充分发挥蜀中神圣资源系列措施中的一环。显然，朝廷对蜀中六圣御容同为一殿的现实不得不加以正视，允许讲求典故，润色仪制，别加营缮，以重国家崇奉之礼。但对于刚刚重筑景灵宫，将御容集中于行在的高宗朝廷来说，并不愿意地方再出现正式的神御殿，分薄朝廷好不容易才集中起来的这一神圣资源，特别是当四川地方当局因抗金战争的需要已获得众多特殊权力之后，成都御容殿要想“转正”就愈发困难。

王刚中(1103-1165年)字时亨，宋代乐平履恒里燕窝村人(今江西省乐平市礼林镇府前村)。南宋大臣，南宋绍兴十五年赴京应考，提出革除时弊的对策，深得宋高宗器重，被点为进士第二名(榜眼)。

四、独欠景灵：南宋中期四川政治的特殊性与成都御容殿的争议
值得玩味的是，蜀中帅臣似乎对御容在蜀的现实有着持续的兴趣。孝宗时主政四川的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胡元质，甚至想将成都的御容殿从属县新繁移至成都府治。“淳熙中，胡长文入蜀，始议即府之圣寿寺创殿以奉御容，殿宇甚华，供奉之物亦寖备，乃复乞宫额于朝”。[3](P83)据岳珂说，胡元质认为御容殿所在的新繁县重光寺，乃“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归之府”。[2](P85)重光寺不但不在成都府城，甚至也不在新繁县城。据清代县志所载，县南二里的福建会馆，为重光寺故址。[28]这样的位置确实不利于四川地方当局对御容殿的利用，“遂斥羡财鸠工，伐巨木千章”。胡元质甚至未向朝廷申报，就迫不及待地“卜地筑宫有日矣”。[2](P85)然而，从上述这些描述可以看出，胡元质将在成都府城新修的御容殿是以宏大壮丽为特征的，可见所谓重光寺地处僻远并非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想借移建御容殿的机会，为成都增添一个地标式的宏大建筑。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胡元质到成都后，非常热衷于此类宏大工程的营建。他刚到任，就新建了制置使司佥厅，“重堂翼庐，前荣后室”，“壮丽宏深”。[29](P539)此外，他在创置雄边军的同时，又在成都府城修建宏伟的兵营，“建营屋一千二百楹以居之”， [30](P537)所建雄边堂，“修梁飞荣，万瓦鳞次，气象宏伟，与边具雄”。[31](P540)不过，颇为奇怪的是，胡元质并不是一个不恤政事、滥用民力的贼官，他曾多次上奏朝廷要求宽减蜀民负担，先后上书论蜀中盐井、茶课、折绢钱等重税害民的问题。[32]可见，他对宏大工程的渴望，应该不是缘于个人享乐主义作祟。

淳熙四年(1177)二月，胡元质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制置使虽然是四川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但其时形势却并不如意。由于四川处于对金作战的前线，军事形势始终制约着四川军政制度的建设，因而长期以来制置使并不常设：绍兴五年(1135)置制置使；绍兴十年(1140)置宣抚使，罢制置使；绍兴十八年(1148)因和议稳定，罢宣抚使，重置制置使；绍兴末年因战事再起，又复置宣抚使；乾道六年(1170)因宣抚使王炎和制置使晁公武不和，又罢制置使；直到淳熙元年(1174)才再次恢复制置使建制。[33](P143)此外，为抵御金人，南宋在川陕边境屯驻重兵9万，形成以兴州、金州、兴元府为中心的关外三大军。特别是吴氏控制的兴州都统司，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吴氏又是三世名将，声威卓著，成为四川的军事重心所在，事实上削弱了制置使在军事上的权威。后来胡元质的离职，也是因为兴州都统制吴挺密劾其调兵非计而被朝廷罢免。[34]因此，胡元质到任后可能对制置使的权威不足感受颇深，即使身处四川军政中心的成都，大概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兴州的巨大压力，“制置使既罢置不常，苟寓幕府于故锦官楼下。上漏下穿，岌然欲压”，他大兴土木，不过是为了“严大行台”，使制置司所在看起来足称“方岳之体”罢了。[29](P539)不久他又主持创置了直属于制置使的雄边军。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朝廷从其请，诏四川除沿边州军外，从驻蜀禁卒中“逐州按试勇壮有武艺人抽摘团结，共取一千人作二队，如李徳裕雄边子弟，以雄边军为名”。[35](P1829)然而相较于关外的9万大军，这区区千人的雄边军恐怕很难真的增加多少“安全感”，因此他才会一面大修兵营，一面又筑雄边堂来大造声势。

然而麻烦的是，胡元质的御容殿迁建工程开工之际，其实尚未得到朝廷授权，虽然这也是上述系列增加制置司权威的手段之一，但这个权威太大，已非他该拥有了。工程进行中，“僚冞或谓郡国私建宗庙，谊盍先以闻，俟报可，胡竦然，乃暂缀役，驿书请于朝，廷议果不以为然，弗之许”。[2](P85)这样的结果，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像此类工程，修好之后以既成事实上报朝廷，再获得朝廷承认，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玉局观是宋代成都最著名的道观之一，胡元质到任后，以此观“列二十四化之首，在甲子中丁未寔主之，皇帝元命也”，于是“爰率旁近部使者，同出缗钱，即其观创建元命殿”，此殿也是“旁挟两庑，极其雄严”。建成之后，每遇节日，“敬率文武官朝谒，祝万寿于庭”，于是上奏孝宗，最后诏旨赐名崇禧殿。[36](P792)看来崇禧殿营建工程操作得相当成功，营建为自己祈福的元命殿，孝宗自然乐得顺水推舟。然而涉及御容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先是，长文创雄边军数千人，列营府治之侧。又言石室学宫聚川、陕之士，而每遇科举，皆得试其乡，乞为别立解额。事未行，议者因谓今蜀已有太学及殿前司，独欠景灵宫尔。繇是格不下。[3](P83)

雄边军人数虽少，但都由“禁卒”组成，且列营府城，气势恢宏，不能不给外人以震撼，乃至有“殿前司”之称，看来胡元质的工程政治确有效果。石室学宫，即成都府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地方官办学校，可上溯至西汉的“文翁石室”，庆历兴学之后，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地方官办学校，从北宋到南宋，一直长盛不衰，当时号称“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因学生人数众多，为缓解科举压力，胡元质“尝议仿太学别立解额”，[3](P280)遂有将蜀学比作太学之语。如此，再碰上御容殿迁建事件，终于使“议者”发出蜀中“独欠景灵”的激愤之辞！景灵宫正是北宋元丰改制和南宋绍兴和议后朝廷集中供奉历代皇帝御容之所，而太学、殿前司和景灵宫，分别代表着朝廷对天下的文治教化、军事控制和人心凝聚的集中控制，这些都是朝廷独有的权威象征，此语无疑是在怒斥四川地方当局试图另立朝廷了。事实上，独欠景灵的激愤，只是南宋时期朝廷与四川微妙政治关系的最直接反映，“独欠景灵”一语背后，实际上有着矛盾的长期积累。

cctpzl · 发表于 2019-4-28 09:48:56

胡元质极力借重宏大工程来大造声势，试图提升制置使权威的种种举措，显然来自于对制置使权威不足的切身感受，然而朝廷的感受恐怕恰恰相反。由于四川离朝廷较远，加上南宋一直采取倚重川陕的防御战略，为此中央不得不赋予四川许多特殊权力，遂形成所谓的特殊化政策。诸如设置位高权重总制四路军政的宣抚使、制置使，在关外边防前线形成吴氏世将集团，设置与“东南事体不同”的总领所负责全蜀的财政管理与军饷供给，推行不需赴礼部试的类省试制度等。[37]因此中央越是借重四川以巩固川陕战场，对四川军政当局的疑忌也就越深。正因“其任至重”，特别对蜀帅，“付之以众人所不敢当之事，期之以众人所不能成之功，兼总四路，专其委寄”，[38]也就将蜀帅置于非常之地。
不妙的是，自张浚以后的蜀帅，凡有所作为者，多易被朝中言官指为跋扈，大抵“四川自建炎以后，惟知宣抚之尊，盖以去朝廷远，能自立威福故也”。[6](P2976)因此，在这样的权力配置之下，胡元质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许多其他地方帅臣所没有的实权。正如其幕僚吕商隐所指出的那样，其时的四川制置使，已“并总四路”，“无事则兼制军民，有事则专司征伐”，处于“权重责大如今日”的局面之下。[29](P539)胡元质还想谋求拥有诸如御容殿之类的神圣资源，确实已将自己置于炉火之上了。看来，南宋四川的特殊性，除了朝廷对四川的特殊化政策造成四川拥有众多特殊权力之外，从更深一层看，恐怕还存在一种因为这种地方特殊性和特殊化政策造成的特殊的内部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内在紧张，因此才会出现一方面胡元质觉得权威不足，而另一方面朝廷觉得他权力已太大的矛盾。因此御容殿迁建工程受挫，也就不难理解了。幸而后来胡元质将修建了一半的殿宇改建贡院，这才化解了此次危机。[2](P85)而事后重光寺御容殿的规格待遇不变，继续执行原来的“春秋以府通判朝谒，用素馔，道士读祝文”的旧制。[3](P83)
最后，大概是胡元质的迁建之谋触碰到了朝廷对成都御容殿的底线，此后的四川地方当局似乎再也没有人去打御容殿的主意了。而重光寺的六朝御容最后也因南宋后期四川局势的败坏，不得不以迁离出蜀结局。景定五年(1264)七月，朝廷下令嘉定府派人将御容送往临安：
知嘉定府洪涛言：“新繁县御容殿前枯木再荣，殿有画太祖像。又顺化人杨嗣光等奉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像来归，令椟藏府中天庆观。”诏本府选差武臣迎奉行在所，嗣光补武阶两资。[5](P887-888)
四川军民在与金人的对峙中，基本能将敌军拒于蜀口之外，但后期与蒙古的战争中，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由于地方军政当局腐败无能，从端平三年(1236)起，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残破，成都已无法坚守。淳祐年间余玠主持四川军政期间，不得不放弃成都府城，将成都路、府治所移至金堂县云顶山。至宝祐六年(1258)云顶城失守，成都及附近彭州、汉州、怀安军、绵州等地彻底沦陷，成都府路安抚使驻地也南迁至嘉定府。[16](P39-42)成都失守后，重光寺御容殿里的御容可能由杨嗣光等人带出，辗转南下，暂放于嘉定府天庆观。由于太祖御容本是壁画，无法带走，所以只有太宗以下五朝御容转移到嘉定，再由嘉定转送临安。显然，洪涛所谓的殿前枯木再荣的祥瑞，不过是四川的御容奉祀黯然谢幕前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事实上此时全蜀60余州，南宋“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39](P259)御容离蜀之际，南宋在四川的统治也已接近尾声了。
综合来说，如果仅就成都御容殿而言，其留存在史籍中的信息屈指可数，但它所置身的地方政治与朝廷权力的关系网络却相当繁复。从太宗雍熙年间到理宗景定末年，重光寺从拥有寺屋后壁的太祖壁画到奉祀六圣御容于一殿，近300年间，这一表现王朝权威最直观的神圣资源在四川，特别是在成都，成为蜀中军政各界关注和借重的可居奇货。在四川地方当局从成都守臣到蜀中帅臣持续不断经营之下，这一并非朝廷主导的御容供奉之地，逐渐升格为具有准神御殿性质与规格的御容奉祀之所。对此，尽管地方当局对御容奉祀观念和行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都目标明确，态度积极；而朝廷却心态复杂，且多数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但在中央集权已成朝廷普遍共识的时代，皇帝以及朝廷不愿地方、尤其是四川，出现可与中央分享御容奉祀这一神圣资源的心理则一以贯之，取得正式的“名分”遂成为历届四川军政当局不懈努力的方向。共同的目标并不等于相同的目的：赵抃的建殿奉安之请可能着眼于对朝廷新政的修正；张浚与吴玠的自行奉安之举，则很大程度上与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对精神支持的渴求有关；而胡元质迁建新殿所制造的工程政治，更从侧面透析出四川地方政治的特殊权力结构与朝廷权威建构的微妙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地方还是中央，各种统治理念与权力运作次第展现和展开，远比各种抽象的政策和制度所呈现的历史要丰富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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