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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芦山和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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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插柳之人 发表于 2019-4-28 08:49: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芦山和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上)
汤开建
(澳门大学 历史系,澳门)


特邀栏目主持人张西平语:来华耶稣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是天主教在四川的开教者,而且也是唯一进入晚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传教士,他们已经深深卷入了中国历史与思想的进程之中,他们所留下的文献成为研究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四川活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汤开建教授的文章,是国内外首篇系统梳理和研究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华活动的论文。
摘 要: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是17世纪来华传教士中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二人见证并亲历了明清变革这一特殊年代。他们经历并参与四川开教、成都教案、服务大西政权、耶稣会反汤风暴、北京传教、建立东堂、服务清廷以及杨光先教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关键词:利类思;安文思;耶稣会传教士;大西政权;汤若望


在17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中,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和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es)神父的名字并不十分显赫,但在中国天主教早期传教史中,却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①,尽管耶稣会内部有人对他们的评价颇多微词,甚至称他们为“津津乐道于诽谤与谎言,而且以谎言助长罪恶的神父们”[1]。但是,他们的一生却见证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中以他们对基督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及福音传播的业绩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过分去纠缠他们的是非功过,但却有必要将他们——两位欧洲人在中国几十年传奇的生活和经历考证清楚,特别是在文献数据记录不足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真实的历史。这应该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利类思与安文思,虽然是来自欧洲两个不同民族的神父,但来华以后,特别是到四川以后,两人的生活、经历就被完全捆绑在一起,不论是传播福音,还是为中国政权服务,甚至遭历种种灾难和痛苦,他们都生死与共,从未分离。利不离安,安不离利,他们不仅出身相近,学历、经历相同,就连死后墓志铭上的评价也大体一致,在当时人心目中,“利、安”几乎已成为一个“合二为一”的形象。他们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至少有35年②,这在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恐怕是耶稣会记录中的“唯一”。


一、入川之前的利类思、安文思神父
利类思,字再可①,意大利西西里岛莫乃奥(Moneo)人。1606年1月26日生于一个贵族家庭,1612年5月8日6岁时加入马耳他骑士团。1622年1月29日进巴勒莫初修院,同年加入耶稣会。在耶稣会完成初修课程后不久,到罗马学院学习,并接受神父圣职。1635年4月13日离开欧洲启程东行。东行前,曾当过三年人文学老师[2]2468。而据《利先生行述》称,利类思“系出阀阅子弟,自幼龄不事纷华,即入修道会。矢志童贞,绝财绝意,读书穷理、博学精深。在本国,考中文学、理学、导学三科进士,壮年航海如中华”[3]。利类思于1636年到达澳门,同船抵达的是三位意大利人,其他两人一为潘国光(Franois Brancati),一为贾宜睦(Jérome de Gravina)。他们在澳门呆的时间很短,旋于次年一月,同时离开澳门进入内陆,在北上途中,副省会长傅泛际把利类思留在南昌,跟随费藏裕修士学习中国语言。利类思学习汉语,进行了大量的强化训练,故其速度较一般的外国人大大加快,“他不允许任何事物阻挡他的学习进度,为了强化记忆,甚至用汉字装饰卧室的墙壁和书架”[4]。三年后,他的汉语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又在江南传教两年,传教地点是“金陵、豫章、两浙诸郡”,并曾为700人付洗②。据何大化《远方亚洲》称,利类思在杭州传教时,朱宗元(教名葛斯默,Cosmos)邀请利类思神父去宁波传教,利类思“到宁波后,出示圣像,都很惊奇,不久,即有15人受洗,多数是文人学士”③。高龙鞶称:“初期的工作,已能证明他必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传教士。”[5]184


安文思,字景明④,葡萄牙人。1610年生⑤于科英布拉附近的佩德罗高镇(Pedró-go),为葡萄牙著名航海世家麦哲伦之后裔。安文思幼年在其叔父家度过,叔父为当地主教的咨议司铎。他对安文思的成长十分关心,一直教育他虔诚事主。稍长,就读于当地耶稣会书院,该书院就在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学内。因受到神父们的启发,他决定抛弃世俗,加入耶稣会,时年17岁。当他还是一名初修士时,就请求赴东印度群岛传教,但未获批准。接着他修完了修辞学和哲学课程,其东行的请求获得批准。1634年3月21日启程并于同年到达印度果阿,并在果阿的修道院内给年轻的修道士教授修辞学,同时还继续攻读神学并晋铎。他在果阿停留了两年[2]2468。据《安先生行述》:“矢志童贞,绝财绝意,读书穷理、博学精深,考中文学、理学、导学三科进士,为文学、理学之师。”[6]所谓文学当指修辞学,理学当指哲学,导学当指神学,进士者即指修毕了这三门学问,还当过修辞学和哲学教师。利类思称:“在他的指导下,该地的学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636年,他申请赴日本传教,他的上司最开始不同意,最后还是获得批准。”⑥1637年4月27日,安文思与奥斯定会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Sebastio Manrique)等6名传教士一起离开果阿,6月11日抵达马六甲。安文思何时离开马六甲,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抵达澳门的时间应在1639年。到达澳门后,视察员神父命他留在圣保禄学院教授修辞学一年⑦。又有材料称,安文思在澳门教了两年的语法、人文和哲学⑧。


安文思的入华同毕方济神父有密切的关系。毕方济1633年主持南京教务后,江南一省天主教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到1640年时,江南一省受洗之天主教徒已达10万人次。该省的最高官员亦奉教,而该省最高官员应即江南巡抚 (或作南京巡抚)①。高龙鞶《江南传教史》中两次提到,1640年江南巡抚派官员赴澳门迎接欧洲传教士:
毕方济所认识的朝廷大员中有江南巡抚一人。明时江南巡抚驻节于句容。毕方济既然同他订交,便得抚部之力,使传教士有来中国的便利。巡抚还方济之请,派属员一人至澳门接引教士。这时准备来华的仅有三人:即李方西(Franois de Ferrariis),意大利人,时年三十二岁,1640年来华;安文思,葡萄牙人,年三十一;梅高 (José de Almeida),年二十七。


毕方济既得南京巡抚的知遇,遂请于巡抚,正式邀澳门教士来华。抚台于1640年派属员一人至澳门接引。这时仅有教士三人可供调遣。这三人本来准备赴其他国家传教。三人是:梅高,葡萄牙人,时年二十九岁,入境后,即被派往陕西;李方西,意大利人,时年三十二岁,被派往山西;安文思,葡萄牙人,时年三十一岁,先至杭州学习中文,不久即赶赴四川协助利类思[5]159,188-189。
利类思《安文思传略》亦称:
这时,有一位信基督教的官员到来,使他未能担任这项工作(指赴日本传教)。巡视员神父确实想通过这位官员而得以派一个得力的人进入中国,协助那里的传教士。因为当时全学院没有人合适去中国,所以安文思神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热诚地请求承担这项任务并得到批准。于是,他随那位官员动身,到达浙江省首府杭州城,当时副主教驻扎该地[7]181。
明末之时,杭州已成为全国的教务中心,耶稣会杭州住院内还开办一小型“公学”。安文思被派到杭州,很明显是要他先在杭州学习中文。高龙鞶亦称安文思 “先至杭州学习中文”[5]357。据《1647年耶稣会中国年报》,何大化神父称:“我曾在不同的年份在湖广省的省会(武昌)招待过他们(指利、安二神父)留宿,那是我曾经呆过的教区。”[8]357这就是说,利类思和安文思都曾经先后在湖北武昌居留,但不知是路过还是传教。
二、四川的开教与成都教案
明中后期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经利玛窦等一批欧洲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已经获得一定规模的发展。高龙鞶根据当时教会资料统计,到1640年时,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分为南北两个管理区,北方五省教务由傅泛际神父任会长,“有教士8人”,在北方五省各会院驻牧。南方及中部六省教务由艾儒略神父任会长,“有教士十二三人”,另外还有属于日本教省的海南岛的神父两人[5]188。


一个如此庞大的传教区,仅寥寥20余人传教,传教人员明显不足,是当时中国传教团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曾德昭神父奉命前往罗马,请求派遣必要的神职人员来华。当时希望教宗能派60人来中国,“岂知数年后,曾德昭东旋时,仅有一人做伴”[5]188。中国传教区人手紧缺之状况仍然没有得到缓解。


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神父,这一点在各种记录中均是一致的,但四川开教的时间则有不同的说法。据高龙鞶《江南传教史》:
传入中国边陲的四川省也在明季。天主仍利用利玛窦、徐光启二人辛勤开辟的途径。京中襄助修历的教士同一位宰相极为相得,宰相姓刘,四川人,大概并未信教,但竭力敦促教士入川传教。利类思遂奉命前往。利于1637年到中国,先在江南传教两年。1640年,刘相国交给利类思几封介绍信后,把他推荐给成都的要员及当地士绅,并嘱咐家人款留利类思,以待觅得适当的屋宇。利遂住进刘相国府中,历时八个月,得与城中士大夫结识。后来购得一宅,作为住院,把最好的大厅辟为教堂。城中有志入教者为数极多,是年年底即有三十人受洗[5]184。


据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耶稣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年间,有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首先入川,传扬福音。利类思到川省之先,有四川在京大员刘阁老,系汤若望及京中耶稣会众司铎之友,善待圣教,时加保佑。并为利类思致函川都及各当道,游谒利君之贤。并另函数致其家人,在成都省垣本府第内,另备馆舍招待利君。利类思抵成都,果寓刘阁老之府第。刘阁老善待利君,川督及在省官吏见之,愈加敬重利君。利君在阁老府第小住八月,常同宦官及士绅往来。交游愈多,相知愈广,其德其才,人皆器重。而刘阁老之府第极广阔,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士人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9]1-4。
其他如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及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均将利类思往四川开教置于崇祯十三年 (1640)。上述观点很可能均出自同一份材料,即安文思《1651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罪行记》。荣振华另一处又提出:
利类思于1639年受到刘宇亮阁老的邀请,于1640年来到成都府,是第一位到达这里的欧洲人[10]。
而根据 《1644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之“四川驻地”部分记载:
1639年在四川省首府设立耶稣会住院,第一个到这里传教的是利类思神父[8]208。
《1647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之“四川省成都府驻地部分”更称:四川省的第一个传教士是1639年到这里的利类思神父[8]357。
这均应是耶稣会内保存四川开教的最原始记录,其记录很可能来自利类思本人的信。因此,后一记录应比安文思的记录更为准确。因此,大致应该可以确定四川开教的时间为崇祯十二年(1639),而不是崇祯十三年(1640)。但各种资料都一致证明,利类思开教四川,是得力于崇祯十年出任宰相的四川绵竹人刘宇亮。正如萧若瑟言:
初在江南传教,二年后,进京助修历法,在京与大员刘宇亮相识。刘宇亮崇祯十年做宰相,是四川绵竹县人,虽未奉教,却信服圣教道理,极敬慕泰西修士。至是,请利神父至四川开教,派妥人护送。又致书于四川各官,以利神父相托。利神父初至四川,即住刘宰相家,在刘宰相家八个月,所与往来者多名公巨绅,利神父与言圣教道理①。
利类思四川成都开教后,教务发展很快。费赖之称:
1640年,他为30名由他在地方上挑选来的对象付了圣洗,成为该地教会的基本力量。其中有一位翰林,洗名伯多禄,学识渊博,又是明室皇亲,经他劝化,合家老小都领洗入教②。
这位“皇亲”是“一个降爵改封于四川的亲王”,即蜀王[5]184。居于成都的蜀王后裔伯多禄全家入教,无疑对成都天主教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称:
有了如此良好的榜样,其他新教徒都相劝勉。历时不久,川省各大城中都有了教徒,利类思一人已无法应付[5]184。
就在这期间,从四川传来消息,在那里为传教打基础的利类思神父生了病,需要一个同伴[7]181。
于是,当时在杭州学习中文的安文思神父遂向中国副省会长傅泛际请求前往四川 “去照顾协助”利类思神父,幷获得批准③。安文思是1642年5月4日离开杭州,同年8月28抵达成都④。安文思对四川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四川是这个国家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利于传教。在那里,不仅可以将基督教传到广西、云南、贵州三个省,还可以辐射周边的国家。四川是新的传教领域的起点⑤。
关于从杭州至成都的行程,安文思于1643年完成了一部《江南四川行纪》,记录了他途中所见所闻,该书并于当年即寄往欧洲⑥。安文思抵达成都后,在利类思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中文。由于已有了杭州两年时间的中文学习基础,再加上安文思“十分勤勉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很快地学会了它”[7]181。费赖之则称:“未久遂精通。”⑦
安文思的到来,使成都传教的利类思神父如虎添翼。《圣教入川记》载:幸上年安文思司铎由浙江杭州府到川,襄助传教事宜,利、安二司铎同心同德,敷传圣教。不惟成都宣讲福音,并且往保宁、重庆等处虔救人灵。弃邪归正者甚多,领圣洗者亦复不少。于是,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盛事、诵经之处[9]5-6。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则载:利、安两人现在成都开辟了许多兴盛的会口,又至保宁、重庆两地。但成都的情况最合二人志趣。有阎姓武员,年已七十,极有声誉,心向真道。受洗之后(洗名多默),协助传教,不遗余力。先在家中辟一“圣母堂”,成为城中第二所教堂。当地官员多人也随之入教[5]184。
《1644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四川省成都府驻地”部分载:1642年,他们为31人付洗,这些天主教徒又用自己的信念和热情感染了其他人,使其成为天主教徒。1643年,受洗人数达到了230人,如此显著的成就让两位神父非常高兴[8]208。
安文思到四川后,利、安两位神父同心同德,合作传教,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仅在成都开辟了许多会口,而且还将福音传播到重庆、保宁两地,并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①。受洗人数由利类思时期的31人,两年后发展到近230人。230教友的数据,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福音传播基础的中国边缘省份来说,不能不说是很高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创出,一方面是由于两位神父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人评价他们两人在四川的传教“往往出生入死,如得神助”[5]184;另一方面应是两位神父遵循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利用教会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关系,先在四川上层官员与士绅中发展教友,然后以官绅者优秀教友为表率,用他们的信念与热情去感染其他人,这样,致使在短时间内,四川的教友即已发展到一定规模。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到崇祯十七年(1644)时,已经在全国具有了很大影响力。在徐光启等一批中国奉教官员的推动下,崇祯皇帝优待西教士,优待天主教在很多国家政策中都有所表现,甚至出现有崇祯帝“初年崇奉天主教”的说法[5]202-203。所以,在当时社会开放的上层士绅中已出现一种赶时髦的现象,以入教受洗为荣。四川部分官绅遭神父拒绝入教时,“以此事引为辱”[9]7。故当时四川官绅的入教还应是一种“时尚”的追求。




安、利二人在四川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据利类思《安文思传略》记载:两年后,该省的道士(Bonzo)②掀起一场对福音布道者的猛烈迫害,他们从附近城镇中集中大量的人,在都城所有衙门控告神父们谋反。刑部大员在全国受到几次造反的骚扰时,害怕引起暴动,命令责打神父,再把他们驱逐出省界。但神父凭借对天主的信仰以及许多官员朋友的保护,不愿放弃他们的岗位。因此,道士在省城的主要地区张贴控告神父及反对官员的标语。但有一位信教的武官驱散了他们。另一方面,神父们写了几部书,解释并宣扬他们信仰的真理,驳斥了对方的谎言。这次迫害延续了三个月。这时,道士们或许因为畏惧保护神父的官员,或许他们缺钱难以在省城维持生活,便一个接一个地回了家;同时,支持神父的省城长官也解除了和尚的支持者的职务,使事情平静下来,彻底止息了这次骚乱[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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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2

cctpzl 发表于 2019-4-28 09:49:49 | 显示全部楼层
             崇祯十六年(1643)成都地区掀起的反对天主教的缘由,据《1644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年度报告》之“四川省成都府”部分记载:天主教徒中有两人,一个是一位知名官员的妻子,一位是他的妾,前者很容易就接受了天主教义,后者也很想加入天主教,但受身份的限制,她不能加入,她请求这位官员给她恢复自由身。但盲目的爱情迷惑了这位官员的心志,他不愿意放弃她。于是,她与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反抗,最后这位官员主动放弃了她。她终于脱离世俗的牢笼和桎梏,接受了洗礼,深居简出。这位官员通过我们在中国的最大对手道士对天主教徒和传教者进行大肆迫害。……按察署(NgaChSú,四川省的最高司法机构,设在成都府)的一些官员也皈依了天主教,神父们因某种原因拒绝他们的同僚和朋友加入天主教,


他们开始对神父们进行迫害,欲将他们处死或流放,毁坏天主和天主教义的圣名。他们挑动道士出头,打着宗教的旗号,大肆抨击神父们。


全城的四千多道士召开大会,领头人号召大家:牺牲一个人,拯救所有人。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三点:1.处死这些外国人,他们骗取我们的钱财,挑起我们对天尊的不敬。2.第1条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就执行第2条:将他们逐出成都府和四川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驱逐他们,这对我们非常重要;采取策略对抗他们的信仰者。3.煽动民众发动叛乱;搅乱整个城市;这一切活动都以公众利益、地区和平为旗号;诬陷神父们是叛乱者的暗探,并将其上诉,提供人证予以证明;绝不宽恕他们的罪行;威胁恐吓官员,使其担惊受怕。官员们群情激奋,试图反抗。道士们结交文人世士,撰写檄文,讨伐神父,在城内外张贴;不仅针对外国神父们,还将矛头指向天主教徒们。因为郡王身边的太监多是我们的信徒,与郡王亲密接触。设法取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就无所畏惧;因为时间紧迫,为防止毒瘤爆发,必须抓紧再抓紧。会议决定,一切活动必须秘密进行,行动之前必须确保参与者一定是我们的人,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师傅是谁,隶属于谁。伺机行动。避开节庆日,以免引起群众的恐慌。道士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首先印制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充满了愚蠢的毕达哥拉斯思想,满纸谎言,攻击神父们。通过成都诸王和退休官员,将这本小册子全城散发,好像论据有力,令人折服。然而其结果是人们对此拍手大笑,百般咒骂撰写者[8]210-213。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亦称:另有数人,自称愿意求道,却不肯割爱,要求洗礼却仍要保留姬妾,被神父拒绝,因此怀恨,阴谋报复。成都道教甚盛,他们怂恿道士们撰成小册子,散布攻击神父的谰言。他们还觉得不够,这时蜀中已闻李自成之名,便向地方高级当局诬告神父是李自成的探子。当时官府中不乏嫌恨教士的人,便推波助澜,力图逐出教士,或加以更重的处分[5]184。


这些道士们对两位神父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迫害,安文思《中国新史》称:我和利类思神父住在四川省省会的时候,从省内各地来的几千名道士聚集在一起,挑起一场对基督教的迫害,同时向省的法庭,即特别刑事法庭,叫做按察司的,控告我们[11]。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道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数千名道士在部分官绅的支持下啸集成都,印发宣传册,公开反对天主教,并将西教士控告至四川省最高法庭。天主教自万历传入中国,虽然与儒教代表的士绅和佛教代表的僧侣有过无数次冲突与斗争,特别是崇祯后期闽浙两省出现僧俗联合反对天主教的活动更为典型,但像成都这样由数千名道士集会公开反对天主教的活动,则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次。成都的道士们向西教士发出了声讨檄文,据《圣教入川记》载:


有某道士当众宣言曰:西人妖言惑众,劝人舍弃中国古来之教,崇奉洋教,并劝人供奉中国历来未闻之天主,背弃菩萨,害及国家,殄灭我教,莫此为甚。我道教自创立以来,福国利民,屈指难计,故国泰民安,实赖我教。今以洋教煽惑人心,离弃列祖列宗崇昭之典,断绝布施,蔑视我教,无以复加。此仇此恨,不共戴天,该西人罪不容诛,我侪须共图之,勿使蔓延。如其判官(指四川法庭)袒护,不置死地,我等当以保国为重,激动全城百姓,共同护国。因该西人到川,为贼间谋,探我虚实,以便引张献忠入我成都,毁我宗社,绝我川民。我等亟宜图之,勿遭奸人之害[9]7-8。


道士们的声讨檄文发布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激成众怒,闻者均恨西人。”[9]8“省城内外各寺观僧道约六千人,齐赴刑部署衙,籍众迫胁,鼓噪大作,逼刑司准案,请将二西人治罪,以保道德而韦民社。”[9]8“扰害教友人家,拆毁圣像、圣物与及教内书籍等,任意破坏,故作践踏。”“僧道辈欲害神父及教堂,一连半月之久,无法不设。 ”[9]11-12


资料显示,崇祯十六年(1643)在成都地区爆发的这一次反教运动,是继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及崇祯十年(1637)福建教案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教案,参加反教运动人数最终达6000人,涉及社会层面除成都地区的道观道士外,还有王府官衙、士绅僧侣及一般民众。以往治天主教史者,对这一教案关注不够,盖因成都一地处于边缘省份,对中国之腹心影响不大,实则这一教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亦颇具典型性而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成都地区官绅、僧道及民众的胁迫下,四川行署(按察司)“见众僧道鼓噪,心无主张,又恐激成民变,难以泻愤,实时允准,将禀呈接受”[9]10,遂对利、安两位被具控的神父做了如下判决:如果这些外国人安居不惹是生非,或者教导新的东西,中国之大,无所不容;但如果他们教导新的教义,异于我们在本大帝国推广的圣典和经文,或者如果他们去煽惑、诱导百姓,那么将他们各打四十大板,逐出本省[8]216。


这一场风暴在四川官方的支持下得以止息,利、安二神父赢得了这一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而使传教士赢得这一胜利的原因是两位出身四川的官员:一位是刚到任的成都知县吴继善;另一位则是利类思手中受洗的奉教官员阎督(Yen Tou)①。吴继善接任成都知县后,从北京来到成都,他与西教士友善,并带有汤若望致利类思函。到任后,即到成都教堂拜访利神父,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当听到成都僧道诬告西教士之事,遂去拜谒省城各官。道及西人来华之意以劝人行善为宗旨,其人品之高尚,学问之渊博,为华人所难及。且将京中西士等如何辅助国家,如何受朝廷礼遇,京中人士如何羡慕利、安二君之为人,即将京城所见所闻,一切尊重西人之事,译叙一番。成都官绅闻之,不独惊奇,且为领会。于是,仇恨西人之心略为稍懈[9]10。


至于那位奉教官员阎督,是一位职位很高的武官。称“其职位不特保卫城中治安,亦护卫蜀王官府。观其以下所为之事,系禁卫军之首领或统兵官”[9]6。阎督,洗名多默,原来信奉道教,领洗后热心于天主教。他闻教士有难,遂派亲兵至教堂保护神父:幸赖天主上智之安排,感动阎督,将圣教道理辨明,刷印成篇,沿街张贴,并竭力保护神父与教会。又以僧道迷于异端,难以理喻,须用武力对待,遂乘骏马,率领马兵六百名,各持器械,沿街巡梭。凡遇毁教谤贴伪书等,实时拆毁。另贴自作之简明文告,保卫圣教。僧道等见无何作为,大为灰心,不敢欺凌教友,亦不敢擅作威福,仇视西人[9]12。


利、安二位神父在吴继善、阎督等四川上层官员的支持与保护下,“写了几部书,解释并宣扬他们信仰的真理,驳斥了对方的谎言”[7]182,还将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时,徐光启、杨廷筠等人写的为教会和西教士辩诬的文章刷印,散发给成都民众、士绅们观阅。成都人士阅读了这些书和文章后,“莫不称美圣教。当时奸人之诬言妄语,如烟失散,外教异端,似亦推倒”[9]12。道士们攻击教士们的种种罪行,“后刑署官员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人严办,余皆薄责,宠留省外,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9]13。这一场反教风波至此完全平息,耗时三月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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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pzl 发表于 2019-4-28 09:49: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大西政权中的“天学国师”
崇祯十六年(1643)成都反教风暴平息后,四川的天主教又获得平稳发展的机会,但为时太短,从1643年起,“流寇纷纷入蜀,天下鼎沸。明室沦亡,四川一省,被祸最烈”[5]184。利、安两位神父的传教事业大受影响。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部自湖北荆河口搭浮桥渡河,入荆州;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陷涪州及泸州,至月底破重庆,屠城,“一城老幼无孑遗者”[12]。八月初五,张献忠部包围成都。


利类思《安文思传略》载:不久后,他们面临比前次更可怕的迫害。因为反叛者张献忠率一支大军,用火和屠杀扫荡了所至之处,逼近省城,意欲成为当地的主宰。因此,许多百姓逃往山中避难,神父们也在其中,决心等待这场叛乱的结束[7]182。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所载更详细:成都百姓无日不闻献忠贼残虐,惨杀无辜,愈为恐怖,人心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处。城中百姓见大难将临,各皆逃走,教友亦多奔难天全山中。利、安二司铎见事不佳,亦作暂避之计,即将圣堂托安当看守。二位神父妥备一切,即往绵竹县,寓刘阁老府第。此时刘阁老已死矣。利、安二神父在绵竹亦受危险,盖是土匪作乱,互相报仇,数千土匪涌入绵竹,掳杀兼施,全城大乱。阁老之家人二名,恐二神父落入乱民之手,将遭不测,乃于更深夜静,用索将二神父及安当先生由城墙吊下,逃往他方。安当先生因成都王府中人肇事,致将神父住所损毁,乃逃往神父处,故此时亦在绵竹。利、安二神父黑夜奔驰,大受艰辛。次日,欲买舟由大江出省到南京。不幸张献忠在各河道及各要隘均一一派人防守,不准人民往来。二神父不得已逃奔天全山中,遇一城而居焉[9]17-18。


张献忠入蜀,完全打破了利、安二神父的传教计划,为了躲避暴虐的张献忠,不得不放弃成都的住院与教堂,颠沛流离,四处奔波,最后躲进一座位于大山之中的城市。据古洛东和荣振华的考证,这座城市即是属于雅州府的天全州①。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五日,张献忠在成都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西”。以蜀王府为皇宫,改成都曰西京。以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9]19,原成都知县吴继善亦归顺张献忠,被张委为礼部尚书②。吴继善上书张献忠:“极赞二位司铎才德兼优,现驻附近天全山中,若迎二人出山匡助国事,必有可观。”[9]20张献忠自崇祯三年(1630)起兵至崇祯十七年(1644)十余年间,纵横陕西、河南、湖广、山西、江北、四川数省,而这一时期正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高峰期,他虽然没有与欧洲传教士亲自接触和交往,但对各地传教士之事一定有所耳闻,特别是“西士利玛窦前在北京,为万历皇帝所隆重,为国出力”[9]20之事更是熟知。再加上吴继善刚从北京回来,对汤若望神父十分熟悉,亦对汤若望神父的数学和历法十分佩服,知汤若望神父在清宫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因此吴继善向张献忠建议让利、安二神父进入礼部下属的钦天监①。张献忠对利、安二神父十分重视,“遂发颁命令,遣礼部之官往迎之”[9]20。


二位神父见是张献忠派人来天全请,不敢有违,遂同来使不分昼夜赶赴成都。利、安二神父到达成都后,张献忠“格外礼敬地接待他们”[7]182。第二天,由礼部长官将神父引见于张献忠,行礼后,献忠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对答如流,张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对二位神父承诺,“一等他平定全国,他就会修建礼拜天主的大教堂”[7]182。二位神父回到住所后,张献忠又命官员“携点心各色、绸缎数匹、白银百六十两、袍套各二送至司铎处。二位司铎除未收袍套外,余皆照华礼拜受”[9]21。据《1647年耶稣会中国年报》,这次会见,张献忠还赐给了两位神父一块赞扬《圣经》的牌匾(Páy Pién)[8]357。


第二天,二位神父入朝谢恩,并说明不接受官袍的原因,张献忠则言: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官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尔等勿得推却[9]21。


从这些来自安文思神父原始记录的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张献忠对天主教是友好的②,且对有学问的“西士”十分推崇。利、安二神父也正因为张献忠“如何尊敬西士,将来百姓见之,亦尊重圣教,异日传教,劝人认主,决无前日之难也”[9]21。于是谢恩,接受官袍。张献忠即赐徽号,称二位神父为“天学国师”[9]21。神父想辞谢徽号,但未获允准。接着,张献忠又颁赐给二位神父“一所豪宅”和每人每月10两的俸银[7]182,[9]21。 神父们就这样身着官袍,成为大西政权中地位显赫的“天学国师”③。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前后不足三年(1644年9月至1647年1月),其第一年的政治情况还算好,利类思称:“头一年他普施仁德。”[7]182所以利、安二神父不论在传教方面还是在为大西政权服务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一)成都传教
由于张献忠对天主教表现极为尊崇的态度及对利、安二位神父种种礼遇,两位神父在进入大西政权的初期应是抱有幻想的,他们不断让张献忠阅读一些“用中文撰写指导教友的书”,还经常给张献忠讲解一些“西学”、“算学”及天主教义方面的知识和道理。他们希望通过神父们的努力,将这位他们认为“天资英敏”、“智识宏深”的中国的新皇帝劝化入教[9]22,这应是利、安二神父在张献忠宫廷初期最主要的工作。在神父们的努力下,张献忠确实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态度:


他会时常与基督教神父们商量,一本正经,人们会认为他是基督徒。他赞扬并且高度吹捧基督教义,一半因他时常跟神父们谈话,一半因阅读神父用中文撰写指导教徒的书,所以他熟知基督教义。他常常答应,当他当上中国的皇帝,他要为基督信仰的上帝盖一所教堂,与他的光辉相配[13]。


这些亦应是利、安二神父在张献忠宫廷中传教的成绩。但随着张献忠嗜杀成性的残虐本性的暴露,神经错乱的偏执狂症状越来越明显,他们逐渐放弃了对这位“怪物”的劝化。但是不可否认,在大西政权的初期,他们确实在这位“暴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并对他寄予了不少幻想。这不能不说是两位神父对张献忠认识的不足。除了对张献忠的劝化外,神父们还在朝臣和官员中继续传教:神父们在豪宅内悬挂救世主的像,给一些人施洗,其中有暴君岳父[7]182。


张献忠的岳父系南京人,为一“文理通达”的儒生,因其女为张献忠妻,故亦随之入川。在张献忠宫廷因屡次碰到利、安两位神父,遂携其子拜访神父。二神父“传教救灵,引人恭敬造物大主之事略为讲明”,又将利玛窦《畴人十篇》和《天主实义》二书送给献忠岳父阅读,并将书中的道理给他们讲授。往返数日后,其父子二人“虔求领洗入教”,岳丈洗名伯多禄,其子洗名保禄:
父子二人领洗后,较前大不相同。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表样。未几,老岳丈之夫人暨其二子二女,全家老幼共三十二人悉奉圣教。老岳丈即在本府中建一圣堂,家中人等诵早晚课玫瑰经及念各经书,俱在此行之。后劝引某阁老之弟,官至宗丞者进教事主。老岳丈又引己女即献忠之妻认识天主,然因其不为献忠正妻之故,未得领洗之恩。彼虽未能得领圣洗,然早已弃绝一切菩萨异端,一心虔诚敬天主[9]34-36。


即使在恐怖笼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和停止自己的工作。1645年11月25日,张献忠在成都屠城,戮杀无辜男女无数。安文思记录当时的惨状: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成都),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9]28。


在这种情况下,利、安二神父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在被害人中寻找存活者:“其中尚有小孩呻吟者,遂为之付圣洗,统计已付洗小孩十二名。”回到家中后,又给8人付洗,“于是,大众感谢天主救命之恩”。这些受洗的民人后都在利、安住宅充当服役,不久又被张献忠处死。留其名者有:谢光(洗名依纳爵)、廖晴(洗名西满)、白文(洗名若望)、卢顺(洗名保禄)、赵先(洗名多默)、颜沱(洗名方济各)[9]29-43。


直到1646年时,二位神父在成都还能为150人施洗[5]204。可见,在大西政权的暴虐统治下,由于对天主教并没有实施限制和打击的政策,特别是大西政权初建时,张献忠对西教士实施推崇与优礼的政策,所以,成都地区的天主教还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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