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中,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和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es)神父的名字并不十分显赫,但在中国天主教早期传教史中,却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①,尽管耶稣会内部有人对他们的评价颇多微词,甚至称他们为“津津乐道于诽谤与谎言,而且以谎言助长罪恶的神父们”[1]。但是,他们的一生却见证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中以他们对基督事业始终不渝的忠诚及福音传播的业绩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过分去纠缠他们的是非功过,但却有必要将他们——两位欧洲人在中国几十年传奇的生活和经历考证清楚,特别是在文献数据记录不足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真实的历史。这应该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利类思与安文思,虽然是来自欧洲两个不同民族的神父,但来华以后,特别是到四川以后,两人的生活、经历就被完全捆绑在一起,不论是传播福音,还是为中国政权服务,甚至遭历种种灾难和痛苦,他们都生死与共,从未分离。利不离安,安不离利,他们不仅出身相近,学历、经历相同,就连死后墓志铭上的评价也大体一致,在当时人心目中,“利、安”几乎已成为一个“合二为一”的形象。他们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至少有35年②,这在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恐怕是耶稣会记录中的“唯一”。
一、入川之前的利类思、安文思神父
利类思,字再可①,意大利西西里岛莫乃奥(Moneo)人。1606年1月26日生于一个贵族家庭,1612年5月8日6岁时加入马耳他骑士团。1622年1月29日进巴勒莫初修院,同年加入耶稣会。在耶稣会完成初修课程后不久,到罗马学院学习,并接受神父圣职。1635年4月13日离开欧洲启程东行。东行前,曾当过三年人文学老师[2]2468。而据《利先生行述》称,利类思“系出阀阅子弟,自幼龄不事纷华,即入修道会。矢志童贞,绝财绝意,读书穷理、博学精深。在本国,考中文学、理学、导学三科进士,壮年航海如中华”[3]。利类思于1636年到达澳门,同船抵达的是三位意大利人,其他两人一为潘国光(Franois Brancati),一为贾宜睦(Jérome de Gravina)。他们在澳门呆的时间很短,旋于次年一月,同时离开澳门进入内陆,在北上途中,副省会长傅泛际把利类思留在南昌,跟随费藏裕修士学习中国语言。利类思学习汉语,进行了大量的强化训练,故其速度较一般的外国人大大加快,“他不允许任何事物阻挡他的学习进度,为了强化记忆,甚至用汉字装饰卧室的墙壁和书架”[4]。三年后,他的汉语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又在江南传教两年,传教地点是“金陵、豫章、两浙诸郡”,并曾为700人付洗②。据何大化《远方亚洲》称,利类思在杭州传教时,朱宗元(教名葛斯默,Cosmos)邀请利类思神父去宁波传教,利类思“到宁波后,出示圣像,都很惊奇,不久,即有15人受洗,多数是文人学士”③。高龙鞶称:“初期的工作,已能证明他必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传教士。”[5]184
安文思的入华同毕方济神父有密切的关系。毕方济1633年主持南京教务后,江南一省天主教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到1640年时,江南一省受洗之天主教徒已达10万人次。该省的最高官员亦奉教,而该省最高官员应即江南巡抚 (或作南京巡抚)①。高龙鞶《江南传教史》中两次提到,1640年江南巡抚派官员赴澳门迎接欧洲传教士:
毕方济所认识的朝廷大员中有江南巡抚一人。明时江南巡抚驻节于句容。毕方济既然同他订交,便得抚部之力,使传教士有来中国的便利。巡抚还方济之请,派属员一人至澳门接引教士。这时准备来华的仅有三人:即李方西(Franois de Ferrariis),意大利人,时年三十二岁,1640年来华;安文思,葡萄牙人,年三十一;梅高 (José de Almeida),年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