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鹫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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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在飞舞 发表于 2018-12-2 01: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王地山在走出豆豆溪里说:
  苗溪茶场地跨芦山、天全的丛山峻岭,始建于l954年,总面积43.24平方公里,合64860亩。l957年茶园超过万亩,号称万亩茶园的万人茶场,后来一直保持6000余亩可生产茶园。茶场地辖苗溪山区、大坪山区、纱帽山区和金龙山区。苗溪山区又分为苗上区和苗下区。
        灵鹫山为苗溪区最高峰,海拔1575米,是芦山的别名。芦山下有芦溪。
   清代曾在此建造恢宏的庙宇大殿,名光相寺。峨眉山光相寺的主持也来自灵鹫山,所以,峨眉山灵鹫山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关系。,后来拆除建厂,片瓦无存,只留下望乡台等遗迹,这便是4队。苗上区还有15、16两队,中上部有23队,腹部有2、3、5、14、17队,均为茶叶中队,其中2、14为女队。每个中队的驻地均有围墙,如中世纪的城堡。各中队除了种茶,还需种菜养猪以保证供应,为此还建了一些简易工棚。此外,还有24队,为茶叶科学研究所。
    四川省劳改总队苗溪场部位于苗下区,地势较平坦,周围1队、l3队为农业中队,另有基建队、入监队。机修队、担任警卫工作的解放军某连部和位于净智寺的医院。
  天全县大坪山区有6、7、8、9、18、19等茶叶中队,辖区山峰如林,冈峦起伏,环境险恶,最高的擂台山海拔1400余米,均归天全县管辖。
  纱帽山有11、12、20、22等中队,全系茶园中队,犯人刑满就业后多移居于此。最高的尖峰顶海拔l771米,这里茶叶长势最好。
  金龙山有10、21两个农业中队,茶园较少,周围系村民。这里与纱帽山又合称金沙区。此外,茶场还拥有不相连属的大溪煤矿,双石煤矿与铜头河水电站。
  苗溪茶厂和动力厂一样为省属劳改管教支队,但地势险峻宽阔,位于飞仙关内,俨如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王国。其干部配备和政策水平,在全国众多劳改农场中颇具代表性。
      我们所在的4队当时还不通公路,交通不便,粮食要从县城背回,距离十多公里,鲜茶从队部背往茶房也有五六公里。早晚山上浓雾缭绕,我们就生活在云雾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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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1

liuzhentao111 发表于 2018-12-2 02: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豆豆溪不相信眼泪1 ------王地山
      1974年底和1975年初,在四届人大前后,灵鹫山下芦山苗溪茶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分两批释放原国民党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其中13中队有陆兆钺、李秉刚、傅少安、刘汉屏、凤贤举等l7人。

第一批获释的陆兆钺、李秉刚等l0人感到非常突然。白天还在出工,没有任何迹象。陆兆钺因年老体衰,背粪非常吃力,步履蹒跚,被值星员梁润成臭骂了一顿:“你这个死老头,只有死在劳改队!”晚上干部便分别通知他们把东西收拾好,经济手续办完,明晚到基建队集中。“政府宽大你们,让你们提前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有人欢呼:“真是天下掉下了一张馅饼,竟有这等好事。”在人认为:“莫非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要实行新一轮国共合作?”第二天,当他们鱼贯而行走出院坝时,有人向他们招手示意,有人祝贺他们举家团圆,晚年幸福。陆兆钺还挥帽向唐干事打招呼,诡谲地说:“报告唐干事,我的经济手续已经办清了,二天欢迎你到寒舍作客。”唐干事楞在一旁,不知所对。场部在他们临行前曾设宴招待,每人发了一百元人民币,新制了一套服装。

第二批被释放的有刘汉屏、凤贤举等7人。对他们大家并不觉得太突然。

刘汉屏是从原简阳平泉农场调来苗溪的,原任国民党十二兵团某部团长,淮海战役中被俘,湖北人,干瘦,精明,老练,一贯接受改造,以“旗帜鲜明”自诩。他坦率谈起自己的经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承认自已是比较狡猾的,自云任连长时,一次上级派员演练,各连连长要按花名册对士兵一一点名,他在头一晚用心背熟了每个士兵的名字,第二天检阅时,他不带点名册,一一点名,声音洪亮,无一遗漏,上峰认为他熟悉士兵,工作深入,破格嘉奖,由连长升为营长。无论讲什么事,他都绘声绘色,生动感人。说到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包围时,他说:“我算真正尝到了人民战争的味道。黄维兵团拥有大量汽车、坦克、重炮,弹药充足,却被团团围住,无法冲出包围圈。黄维随被俘军官们走到一个土庙前的时候,竟站在土台上说:‘此次徐蚌会战失利,兵团覆没,概由兄弟一个负责,不归咎大家。”’

刘汉屏跟形势很紧,满口新名词,对干部亦步亦趋,对反改造言行也敢于斗争,有人说他是历史反革命犯接受改造的典型,也有人说他是善于表演的老狐狸。刘汉屏的确老辣,第一批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被释放以后,他肯定怦然心动,却不形于色,照常学习、劳动,与就业人员一起说笑,似乎与己无关。第二批点名要他收拾行装时,他仍若无其事地说:“感激党和政府宽大处理,我今后一定进一步改造世界观,以

不辜负再造之恩。”
其时,张振国按陈诚旨意,在游干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一个是第二期的第五队,一个是第三期的第十队。张振国亲自兼队长,阮成章由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后,做了情报队的指导员。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学生男女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信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其中的女生郭雅萍、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他利用这批学生,先后在湘北的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肖赞何、刘汉屏、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这几个队的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早期“研究系”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
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在劳改队引起不同的反应。许多人认为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一潭死水似的环境里激起了几许浪花,如今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下一批该释放区营以上的人员了。不少人认为毛主席所以有这项决策,是他开始关注台湾问题,想以此为筹码,争取早日解放台湾,是一种统战策略。许多人觉得政治犯的命运决定于大气候,“积极表现不如政策一变”。所谓“改恶从善”,纯属欺人之谈。被释放的人员中,固然有像刘汉屏、李秉刚那样表现积极的,也有如傅少安、陆兆钺等表现极差,经常被敲敲打打反复批斗的,为什么一古脑儿释放了呢?放他们主要是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基于实用主义。还有人说:国民党的官员都放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反而不释放?从而产生了抵触心理。

事后了解,这批人释放后,并没有像战犯那样得到特殊的优待或被安排到政协任职,只是在一般厂矿企业当普通职工,工资也较低微,年纪大一些的便回家养老。8年后我已落实政策,到汉源九襄参加中心工作,拜访了在某厂任保管员的李秉刚。


李秉刚原为三青团的县干事长,此时已呈现老态,精神不振,工资不高,只是个普通劳动者。更有趣的是凤贤举,1978年他重新被判刑,又回到当年住过的大统铺上。

我悄悄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出内中的深层原因:出去后子女不理.在社会上被侧目而视,工资也低,觉得还不如重新回到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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